甄子丹的武者人生

    甄子丹的母亲麦宝婵是国际知名武术家和太极拳师，曾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开设武馆，甄子丹1963年生于广州，2岁时与家人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甄子丹承袭了母亲的武术天分，从小就跟母亲学拳。16岁时，甄子丹被送往北京武术队。

    甄子丹喜欢李小龙，喜欢看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但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演员。他进入演艺圈纯属偶然，说起来还与母亲有关。原来，有着“天下第一武指”之称的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姐姐，曾是甄子丹母亲的徒弟。那时八爷袁和平正在筹备新片《醉太极》，苦于找不到演员，甄子丹从北京返美时途经香港，袁和平的姐姐就向弟弟推荐了甄子丹。“当时我十七八岁，袁和平导演带着他的袁家班约我出来喝茶，问我很多问题，然后就安排了试镜，摆了两部机器，让我对着镜头讲话。两个星期之后他就给我一个合约，说准备签我三年，第一部叫《醉太极》，我就糊里糊涂入行了，拍了将近40年。”

    香港功夫片曾经火爆一时，能占据这一市场的也就是几个班底，像成龙的成家班、洪金宝的洪家班、袁和平的袁家班、刘家良的刘家班。甄子丹回忆说：“分得很清楚，那时的电影人特别注重传统规矩，如果你随着这个班底出身，你必须要跟这个班底，我还记得洪金宝大哥找我拍戏的时候，他必须要跟袁和平导演打招呼。我们一般不会随便跑到人家的班底，这是一种规矩。”

    后来袁和平接到《特警屠龙》片约，没那么多制作费怎么拍呢？甄子丹就跟袁和平建议，“没有钱，就打个人风格”。

    “穷则变，变则通”。甄子丹坦承他想出“个人风格”这招是因为当时的生存压力：“人有一种求生存的力量。我们没片拍的话怎么生存？没有钱怎么拍？香港那个时候拍出的好多经典作品，其实都是低成本制作。我和八爷当时三年没有拍电影，我们要吃饭，如果《特警屠龙》不成功的话，我们就没有下一个片，所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让我们的片与大家见惯的不一样。”

    他以李小龙电影为例，一场酣战之后，一般的功夫片都会将最后一个镜头落在被打倒在地的那个人身上，在李小龙电影中，最后这个镜头却永远是留给李小龙的。“但是你没觉得不好看，反而觉得他很有魅力。他怎么出拳，出拳之后怎么把拳头收回来，完全是个人魅力。

    甄子丹的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杀破狼》，甄子丹和吴京的那场打戏已成经典。甄子丹说：“那场戏也没有道具，制片问我需要什么道具，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只需要跟吴京两个人去打，打出两个人的风格，这个不是道具能做出来的。”

    从《特警屠龙》到《皇家师姐》，再到《杀破狼》《叶问》，这一直是甄子丹拍功夫片的重要方法。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个人风格”的不懈追求，让甄子丹创下了他的“甄功夫”。

    甄子丹说高手过招，就好像跳探戈一样，“两个人在一起怎么配合好，能不能再创一种组合出来的新高度，要考验到大家的悟性，还有技巧，这个是很微妙的。像和成龙大哥，我知道他的节奏，跟他打的时候，除了配合他，也要打出自己的节奏，要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尽量在两人都打出效果的同时，能够表达出我自己个人的风格。

    而在众多合作者中，甄子丹说让他“打起十二分精神的”，有两个人：李连杰和泰森。

    甄子丹和李连杰的首次合作是1992年的《黄飞鸿2：男儿当自强》：“李连杰比我大四个月，他演黄飞鸿，我演那个大反派。徐克找我回来演，就是为了给黄飞鸿制造一个最强大的对手，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全力以赴，用最快的速度打。李连杰真的很快，他快我要更快，如果你慢了一拍，打伤对方或者出错，所有都要重来，你就不好意思。李连杰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英雄》那次，他给我的压力更大，当时我拿了一把长的红缨枪，他拿了一把剑。他用剑甩一个圈，我用枪要以两倍速度甩一个圈。所以他再打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用尽我所有的爆发力，来迎接他的剑法。”

    甄子丹是拳王泰森的粉丝：“我还没有入行就看他打拳。”能和泰森合作《叶问3》，甄子丹很兴奋：“我知道他不会拍戏，他不会‘留手’，跟他对打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必须要很谨慎，不要以为你是在拍电影，你真的要当自己是在拳坛里面跟他对打，生死之决，你如果大意，别说被KO了，会死人的。”

    甄子丹回忆说，在拍摄现场，泰森有个勾拳过来，他应该要做一个低头躲闪的动作，但拍电影的低头特别有讲究，要求所有招数都要很贴近、差不多打到底时才能闪。“我不能早闪，我必须要等到他差不多打到我的头再闪，这个多危险。当时我感觉到他的拳风，就像一台大货车冲着我来，我感觉到那种风。哇，现在我的脑海里还记得那一拳，拳头那么大，他碰到我的头发。我又要做到八爷的要求：最晚那一点时刻才能闪，同时不让我自己受伤，这个是我压力最大的。”

    （《北京青年报》8.2 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