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毛泽东那年43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

　　“不言而喻，在那座缺吃少穿的陕北小城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除却插在朱德或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之外，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红军司令员与普通士兵的军装，竟毫无区别。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自尊与高贵，俯拾皆是。”

　　“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这是1937年6月，美国学者毕森在延安留下的记录。他在此逗留3个日夜，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并将与他们的对话和访问延安的见闻，用铅笔记录在两个笔记本上。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这两个本子一直躺在一只鞋盒里，藏于一个木箱子底部。幸运的是，它们历经光阴，不曾褪色和损毁。

　　近日，毕森延安笔记的中文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1937，延安对话》为名，首度推出，备受关注。多位党史研究者认为该书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当下出版也适逢其时，极具现实意义。

　　同时，毕森笔记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1937年6月21日傍晚，一辆老吉普历经4天3夜的颠簸，在数度陷入泥沼、险些翻落悬崖和遭遇引擎故障后，终于从西安驶进延安城。车上下来5个有些狼狈的外国人：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立浦·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贾菲，以及他们技高人胆大的瑞典籍司机艾飞·希尔。

　　为毕森一行提供帮助、联络延安方面的人，正是当时在燕园忙着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中共领导人开诚布公地接受采访。毕森一行与朱德谈论了红军的军事力量，与周恩来谈论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的进展细节，与毛泽东谈论中国革命的方向与国内外形势。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耐心、礼貌的回答。而且，那些非常具体和详尽的回答，都来自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领导人……那些回答，实际上等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都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情报记录。”拉铁摩尔感叹。

　　高度坚定、高度自信、高度乐观——在1937年的延安，到处都充溢着这样的情绪，尽管这里的人们刚走过漫长而悲壮的长征路，物质上极度贫瘠。毕森说：“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本书译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李彦曾问毕森的儿子、已九旬高龄的汤姆，他的父亲是否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汤姆回答：“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迫害，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

　　（《新华每日电讯》7.30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