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早就提出中国人的人格是女性型的:“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唯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构起了十分成熟的宗法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个人、家庭、国家以及宇宙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提出第一个完整的宗法道德规范体系。汉代董仲舒以后,“三纲五常”和天人感应理论成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在“三纲”的指导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伦理秩序。在这种统治秩序中,士人受到君权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双重压迫,一方面,“三纲”建立在父权制度之下,男性为君、为父、为夫,在国家和家族中是统治者、家族长的角色,承担着国家、家族的责任,在这种角色中自然要求男性有阳刚的一面,而女性作为被统治者,则要求顺从、忍耐和柔和,以使这个统治秩序得以稳固持续;另一方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男性在君臣、父子之间的地位又如同女性在夫为妻纲中一般,处于不平等的被动地位,在这种关系中,男性也被要求如同女性一般忍耐、顺从、阴柔,否则就要背负不忠不孝的骂名,进而遭到君父的惩罚。
于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性一直在这种夹缝中生存,逐渐形成了女性化的人格和心态。这种人格和心态的外在表现即为追求阴柔化的审美,这在士人自我形象和气质的塑造上都会有所体现。我们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经常会看到文人士大夫以美女自拟,抒发心意,隐晦表达对君主的不满之情等,比如屈原的《离骚》、曹植的《美女篇》。
在中国既定的文化环境下,男女正常的审美是男主阳刚、女主阴柔,或是刚柔并济、二者并行。但在某些特殊时期,出现了男女审美错位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男性审美女性化倾向严重。最典型的莫过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社会混乱,充满阴谋与杀伐,传统的儒家宗法伦理道德体系遭到破坏,士人生命朝不保夕,更遑论政治理想的实现,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士人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面对动荡的社会和残酷的政治倾轧,他们感到紧张和不安,但又无所适从、无力改变,不得已只能追求虚无。于是,阴柔美在道家、佛教及玄学的影响下,成为士人竞相追逐的对象。
阴柔,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女性美的特征。事实上,男性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自身价值时,便会去羡慕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女性,在男性看来,女性没有政治抱负,也无须承担社会的责任和压力,只需承载自身的美即可。因此,这一时期的男性通过容止高调地展现阴柔美,其实这种审美背后蕴藏的正是他们内心归隐与入仕的矛盾心理。
中国历史上,不只是魏晋南北朝,清朝也是男性阴柔化审美较为突出的时期,这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清初,朝廷对汉族士人不甚信任,保持警觉,“江南三大案”以及文字狱在社会上形成了压迫和冷峻的文化氛围,士人内心处于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状态,对阳刚之气的打压也十分明显。加之官僚体制内部的争斗,使得大多数底层士人的仕进想法有所改变,他们希望能够转向闺阁,而不愿意承担责任,心理状态陷入扭曲。
综上,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还是清代,男性审美阴柔化的根本原因之一都在于他们无法承受时代背景、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才向往女性化,欣赏女性美,事实上他们所欣赏的并不仅仅是女性的美,他们欣赏羡慕的主要是女性不用承担家国责任以及女性阴柔隐忍性格所带来的安全感。
男性阴柔化审美在中国有其历史文化渊源,当代男性阴柔化的审美趋向,除了中国古代传统审美风尚的传承与复归外,还受到性别文化、消费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新兴社会现象和文化问题。
(《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史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