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权越界，本质上是资本推动的结果

    话语权属于国家软实力，对内是指引领社会舆论、塑造良好社会生态的能力，对外是指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塑造国际舆论的能力。话语权力也有边界，西方话语是对西方特殊性的揭示，是西方经验的理论提升和表达。

    但是，现在之所以出现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把西方地域性的经验上升为普世性的法则，把民族性的知识上升为世界性的知识，以西方经验为遵循，以西方标准为尺度，以西方是非为圭臬，就是因为西方话语缺乏边界意识，从它的边界之内越界走向边界之外。

    话语越界是常态，话语天生具有越界的本能、扩张的冲动。话语越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源于西方的宗教使命——传播“福音”的世界使命，源于文明优越的傲慢立场，也是服务于利益扩张的需要。

    话语越界，归根结底是资本驱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极度伪善、野蛮、卑鄙，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将野蛮民族纳入文明世界中来，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他们用“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地理大发现以来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仰仗经济成功带来的物质力量，凭借资本注入的强劲动力，携着胜利者的余威走向世界，所向披靡，西方的地域性话语第一次披上了普世主义的面纱，成功跨越了地理的边界、民族的界线、宗教的鸿沟、语言的障碍，膨胀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史意义上的强势话语。美国左翼学者彼得拉斯指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在这里，彼得拉斯揭示了话语霸权的双重逻辑，即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是首要的逻辑，政治逻辑服从和服务于资本逻辑。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文化殖民、话语霸权，既是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关乎世界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重构的正义事业。

    （《北京日报》7.19 陈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