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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的“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现象，是由于农均耕地面积过小引起的规模经营不足。这背后，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化滞后，和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同时，政府大力补贴农业和农村，提高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导致土地流转率不足，进一步阻碍规模经营。
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方式是“内生的”：当农业人口减少，农均耕地面积增加，经营规模扩大时，更为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生产方式会因为有利可图而被生产者自发采用。
当前，规模经营已基本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标志，而补贴规模经营则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基础手段。其中，美国、法国和巴西是典型代表。战后日本的经验说明，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确可能，但是成本高昂，非最优选择。日本经验说明，若离开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将视角局限于农业内部，跳过规模经营而推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则这些增加的成本将削弱通过规模来分摊成本的作用，只能依靠增加补贴来弥补。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日本已扬弃了小农模式。
在中国，针对农业规模经营的争论已持续多年，有文献讨论农业规模经营在中国不可行的原因，或者小农经济更可行的理由。有观点认为资源禀赋的约束决定了中国不能发展以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模式，这是目前争论的核心。从逻辑上讲，各地区发展种植符合禀赋优势的农作物，与规模经营并不冲突。我国丰富多样的地形和气候实际上已为发展多种因地制宜的产品及其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将中国农业竞争力不足归咎于资源禀赋是偏颇的，以色列即为一反例。其次，只要成本足够低，农民会自发地扩大种植面积，这也有利于降低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也有观点认为规模经营的实现与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脱离土地，比如将农业生产中的某一工序外包，或者发展农村服务。理论上，外包也是一种技术，须在实现规模经营，能将成本有效分摊掉之后才会被自发采用。如果外包服务的对象非常分散，数量多且异质性高，也不足以真正帮助农户降低成本。
我们认为，中国应向美国、法国、巴西、以色列等国的主流经验靠拢，而避免日本已扬弃的个案。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将户籍制度改革和面向进城农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置于优先地位，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做好推进机械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铺垫。
其次，为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和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建议适当地减少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转而按生产规模进行补贴，并补贴农村移民的职业培训，以及补贴他们移居城市后的廉租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帮助他们在城市尽快找到工作和定居。与此相对应的是，应允许进城农民有条件地放弃农村宅基地，以获取在城市定居的补偿。
第三，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逐步扩大宅基地的流转范围，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引导资本下乡。
第四，我们不建议在农村劳动力未充分流转的情况下在农村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和推广机械化。如果农村的劳动力未充分转移，则这些投入加摊到农产品上，是推高成本的重要因素；如果劳动力已充分转移，则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这些先期投入将难以产生足够的回报。最后，我们认为，在工业化时代，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思想不应作为政策依据。
（《学术月刊》2021第6期 徐灏龙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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