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

    阶级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是同质、固化、二元对立的，强调冲突和斗争；社会意义上的阶级是异质、流动、多元互动的，强调关联和交融。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未达到“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便不得不在两种阶级图景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阶级划分的标准和程序时常与党的阶级政策相偏离，这不能简单视为政策执行中的错误或偏差，而是政策弹性和适应性的体现，从中可以发现革命实践的辩证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造，始终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再分配为核心内容。对于土地问题与民众动员的关系，毛泽东在一段讲话中说得非常透彻：“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毛泽东主要根据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剥削关系，对各阶级作了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已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行文中有许多宽松之处。例如，关于土地和工具的占有情况，使用了“一般占有土地”“占有一部分土地”“相当的工具”“不完全的工具”“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等说法。在剥削问题上，地主、富农都可能从事地租、放债、雇佣等剥削活动，区别在于哪种方式是“主要”的。中农虽以自己劳动为主，却又可能受剥削或剥削别人，区别在于是“轻微的”还是“经常的和主要的”。

    阶级分析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学界对阶级话语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之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大多数党史和革命史研究者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基础的阶级结构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指引下发现了中国社会的秘密，并通过生产资料再分配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改造和民众动员的双重目的，从而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建构主义观点，虽然承认阶级现象的存在，但强调以阶级区隔和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主要是革命政党建构的结果，与近代中国的真实社会形态差异甚大。还有人认为近代华北农民承受的剥削主要来自捐税而不是地租，主要社会矛盾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所以在革命动员过程中，苛捐杂税、土豪劣绅和贪污腐败等议题可能发挥着比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更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同看法，应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部分历史事实。

    原题：《践行革命：华北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

    （《史学集刊》2021年第3期 李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