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将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离不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中华文明也具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精神,持经达变、与时偕进的“时中”气质,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异己的“中和”法则,这些精神传统在当下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避免僵化思维,进而发挥多元共通的交融优势,确保经济转型渐进平稳而非激进动荡,确保经济发展多元共融。中国自古就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儒家伦理与殖产兴业并行不悖,“义利之辨”为经济生活注入浓厚的伦理品质;在道家的政治理想和后世的政治实践中,治理者“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但不与民争利,而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儒家和道家的经济理念有殊途同归之妙,在历史上一脉相承,使治理者积极介入生产分配各环节,有力统筹整合各地域和各阶层经济生活,在节流和开源之间、安全和财富之间、局部和全局之间、眼前和长远之间努力维持平衡。
从政治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拥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国家治理思想资源。中国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根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惯性,并高度重视“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积累了大量历史上行之有效、足以维系一个广土众民大国的治理经验,有效处理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课题。
从精神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拥有立德树人、人文化育、改易更化等人文主义柔性治理的精神特质。即便是深受西方列强压制的晚清士人,依然对实现富强与追求王道有清醒认识,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在力求富强的过程中,依然对王道有坚守有追求。
从社会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家国共同体、礼乐共同体等共同体本位的鲜明特质;而对于共同体中的个人,则追求“明明德于天下”,期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彰显其美德,彰显其在共同体中的主体性。这些思想传统,足以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厚重的本土资源。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儒释道三家都致力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人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为实现这一诉求,历世历代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在探索实践,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些自古以来的理念诉求和实践探索,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学习时报》6.28 孔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