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不会忘记

    编者按：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一大批矢志进取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为了隆重表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一辈子孜孜以求、默默奉献，贡献突出、品德高尚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干净担当，党中央决定，授予29位同志“七一勋章”。“百年恰似风华正茂”，祖国不会忘记他们的传奇。本报特此摘编四位功勋人物故事。

    “渡江英雄”马毛姐:“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个头不高，头发花白，鲜红的党徽别在胸前……初夏，在安徽省合肥市西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支前英模的杰出代表、闻名全国的“渡江英雄”马毛姐。

    1949年渡江战役中，马毛姐参加“渡江突击队”，在手臂中弹的情况下依然咬牙坚持，不畏枪林弹雨6次横渡长江，运送3批解放军成功登岸。毛主席亲切接见她，并题词“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已是耄耋之年的马毛姐，回忆起72年前那场战役，仍难掩激动。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茫茫江面上，上万船工抱着誓死运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奋勇向前。当时，年仅14岁的安徽省无为县渔家少女马毛姐，就是其中之一。

    岁数小、身体弱，还是个女娃娃，最初解放军并不同意马毛姐登船。可是打定主意决不退缩的马毛姐藏进了芦苇丛，趁着信号弹升起，捡起长篙就上了船。

    突然，炮弹袭来。轰鸣声在马毛姐耳边响起，却没让她后退……“我水性好，会掌舵，当时一心想着把第一批突击队员安全送到对岸！”马毛姐说。

    子弹如雨点般，打烂了船帆，也打伤马毛姐的右臂。她忍住痛，撑着船，拼命划向对岸。那一夜，马毛姐横渡长江6趟，先后把3批解放军送上南岸。

    “打小我就吃不饱、穿不暖，直到解放军来。老百姓分了田，有了粮，日子有了盼头，我这是送亲人过大江！”马毛姐说，怀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她做出了加入“渡江突击队”的决定。

    后来，马毛姐被授予“一等渡江功臣”“支前模范”称号，曾受到毛主席接见；她渡江时穿的那件满是补丁的小棉袄，被珍藏在安徽博物院。

    渡江战役纪念馆开馆时，马毛姐和女儿刘光林去过一回：一件件展品，一张张照片，将马毛姐带回了那段烽火岁月；在人民群众送军过大江的雕塑群里，她们看到了一个枪林弹雨中奋力摇桨的小姑娘，这，就是马毛姐。

    “当年的渡江战役，子弹真的像雨一样吗？”刘光林问道。

    “是啊，九死一生。”马毛姐又情不自禁地给女儿讲起了那段历史。

    在刘光林记忆中，几十年来，母亲经常在外面义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她每次到学校讲革命故事，最后都会嘱咐一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鼓励孩子们学好本领、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马毛姐将讲好革命故事当成自己的使命。今年清明节，马毛姐和女儿回到家乡无为市刘渡镇马坝村扫墓，她坐在轮椅上，又给大家讲起故事来……

    “解放军来了，我们尝到了好日子的滋味，就想着把解放军送过江，让江对岸的穷人也能过上好日子。”说话间，马毛姐眼睛明亮，“是党给咱们带来了好日子，你们要珍惜，要感恩，要永远跟党走。”

    吴天一：险峰上的生命守望者

    他是野外调查的“特种兵”，是征服高峰的“攀登者”，他更是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他就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胸前佩戴着“七一勋章”的长者，曾经的风华正茂蜕变为如今的淡定从容。从医一甲子，吴天一始终践行着党和国家交付的重托。

    20世纪50年代末，响应祖国支边号召，大批青年扶老携幼举家西迁，满腔热血倾注西北建设，23岁的吴天一就在此列。碧空如洗的皑皑雪域令支边青年着迷，然而随着缺氧、乏力、头痛欲裂等高原反应接连出现，有人患了严重疾病，甚至最后牺牲。

    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为此忧心忡忡。经过长期研究，他认定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要开发、建设世界屋脊，势必探明人体在如此极端气候下的生理适应规律，找寻到抵抗高原病的应对之策。自此，吴天一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原医学研究事业。

    高原医学研究与一般的医学研究不同，它的实验室不仅在室内，更在风云多变、险象环生的万仞高山之中。吴天一一边克服高山反应，一边频繁出入高寒地带，住帐篷、吃冰馍、吞雪水，他和战友们每次闯入“生命禁区”都成了“钻死神空子”的人。

    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82年开展大规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吴天一乘坐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第一手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还有一次车祸，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险些戳入心脏。“骨折确是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你看我站得多稳。”吴天一不以为然。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队员们，“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到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年过八旬的吴天一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他直言，高原医学研究的“无限风光”在崇山峻岭之间，只要事业需要，他将随时背起行囊奔赴险峰。

    蓝天野：不只是“姜子牙”

    他是话剧《茶馆》中的秦二爷、《北京人》中的曾文清、《蔡文姬》中的董祀、电视剧《渴望》中慈祥的父亲、《封神榜》中的姜子牙、《冬之旅》里清癯傲岸的老知识分子……他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离休干部蓝天野。今年已94岁高龄的他，还拄着拐杖走进排练场，担任历史大戏《吴王金戈越王剑》导演。面对后辈青年演员，他总是强调，“作为一名艺术家，德艺双馨，德永远在第一位。进入到北京人艺，我希望你们首先要做一个好人”。

    1927年5月，蓝天野出生在河北省饶阳县，刚满月便随家人迁居到北平。他在自传《烟雨平生蓝天野》（三联书店）中写道，1945年，三姐石梅从解放区文工团晋察冀挺进剧社回到北平后便开始了工作，“我们的新家立刻就成了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几位交通（员）到这儿来联系，在解放区和北平敌占区之间往来，专门传送情报，办各种事……在她（三姐）的影响下，我开始参加革命工作，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最早做的是帮助石梅搞宣传工作”。

    1949年2月3日，北平举行解放军入城式，22岁的蓝天野当时就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观礼。“解放军入城式真是气势雄壮、热烈。官兵全副武装，最显眼的是大皮军帽，都是辽沈战役大捷的战利品，有步兵列队行进，还有坦克车。北平全城沸腾，老百姓欢欣鼓舞，很多人上前去慰问解放军战士。”而随着大军进城，蓝天野所在的文工团也开始积极排演节目，宣传党的政策。

    从1944年开始投身话剧事业，1952年，蓝天野正式进入北京人艺工作，成为剧院第一批主要演员。他回忆说那一年自己25岁，“标准的青年演员，对未来满怀憧憬。”时任院领导，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秘书长赵起扬提出，“要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色和自己风格的话剧院”。

    从事艺术创作与演出工作70余年，蓝天野始终坚持对艺术事业的执着和追求。先后在70余部话剧中成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到底有几十几个（舞台形象）？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我是把每一个角色，不论戏多戏少，包括临时被拉去顶替个群众角色都算在内，每次我都是认真去创造的。”蓝天野回忆说，自己的舞台演出习惯数十年来如一日，“只要有演出，一般下午四点多就到后台了，基本是来得最早；演出结束后，慢慢卸妆，离开时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

    2011年，为庆祝建党90周年，已经阔别话剧舞台19年、84岁高龄的他加盟剧组，重排献礼剧目《家》。他说：“这么多年没登台了，当时心里的确有些忐忑，但只要剧院需要，我就要发好光和热。”他在排练中不慎摔伤，手指骨折，起身后的第一句话是“对不住大家，让各位受惊了”。第二天，仍坚持带伤出现在排练现场。

    魏德友：边境线“活界碑”

    “我要一直守下去，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当退休的魏德友说出这句话时，他已在广袤荒凉的边境地区戍守半个多世纪。昔日同伴陆续离开，边防派出所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就连草原上的牧民也搬到条件更好的定居点。可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一家人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魏德友是山东沂水人，1983年6月入党。1964年，24岁的他响应号召从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30多名战友远赴万里之外的茫茫戈壁屯垦守边。之后，他从老家接来妻子，在边境安家，养育儿女。他的家被称为“不换防的夫妻哨所”，他们俩是行走在国境线上的“夫妻岗哨”。

    50多年守边生涯，魏德友在远离故土的地方，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5圈，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戍边的日子，魏德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土屋孤零零矗立在草原上，屋子里没有通电，功率不大的太阳能发电机只能支持简单照明。夫妇俩一辈子吃自己种的菜，米面则需要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的盐碱水。

    清晨，魏德友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升起家门口的五星红旗。没有国歌，也没有观众，他的每个动作却一丝不苟。

    升完旗，魏德友便揣上老伴蒸的馍，带上“三件宝”：一个军用旧水壶、一个收音机，一副用了三十多年的军用望远镜，出门牧羊巡边了。收音机只能收听3个频道，但对魏德友来说，这是他最忠实的伙伴。这么多年来他已经用坏了50台收音机。

    为了守边，魏德友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当地边防连、防派出所经常接到他通报边境线上的可疑信息，以前是骑马来报，现在有了手机。

    50多年来，魏德友从战士口中的“魏哥”变成了“魏叔”。很多人问过老魏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坚守无人区这么久？

    “既然当初我是来屯垦戍边的，就要坚持到底。我们走了，谁来帮着边防战士一起看着这里？”

    老魏说，人老了，特别容易想起过去的事，也很怀念老家。当年，父亲过世都没来得及赶回去。因为大雪封路，报丧的信一个多月后才到他的手上。等他看到的时候，父亲已经安葬。他对着山东方向嚎啕大哭一场，这也是这些年来自己最大的遗憾。

    （综合《人民日报》、红星新闻、健康中国微信号、新华网7.2 游仪 高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