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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接连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做文章，匪夷所思的荒唐言论颇多，比如无中生有的“中国实验室泄漏”论。这些人以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一贯伎俩，“拿着结论找论据”，于情理不通，与事实不符，对抗疫不利，对民众有害——
美国“魔幻”的反智主义
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写道，反智主义是“憎恨和怀疑智识以及具有智识的人，并不断贬低智识价值的一种倾向”。简单来说，反智主义缺乏理性，对与自己看法相悖的事实视而不见，只相信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早在疫情暴发之初，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过一封27名全球顶尖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签署的联合声明，认为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以及损害全球共同抗疫的努力外，别无他用。然而，就因为这封公开信，美国著名病毒专家斯坦利·帕尔曼摊上事儿了。6月初，他收到恐吓信，指责其为“弗兰肯斯坦博士”（制造怪物的科学怪人）。
在美国社会中，“魔幻”的反智主义案例总会时不时冒头。比如，很多共和党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根本是自由派和外国政府的阴谋，因此拒绝讨论。再比如，一些人认为新冠病毒充其量是“大号流感”，不用戴口罩，可以聚集，没必要打疫苗等等。
实际上，在病毒溯源及反对“实验室泄漏”论这件事情上，科学家是有结论的。
意大利米兰萨科医院传染病部门主任马西莫加利表示，新冠病毒“是一种未知病毒，其内部没有基因工程的迹象”，从科学的角度看，“实验室泄漏”论没有丝毫依据。
“如果有人以（实验室）这种方式开发新冠病毒，我想说这么做没必要，且费时。”德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说，这需要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作为基础，改变基因组某些特定区域，然而新冠病毒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基因组之间有很多差异。
甚至，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内的一个团队日前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在分析2.4万个血液样本后发现，一些美国人早在2019年12月中旬就感染了新冠病毒。
即便如此，在病毒溯源这一难以在较短时间完成的科学问题上，“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显然更符合反智主义想象。民间有市场，一些人便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刻意迎合鼓噪。于是乎，“实验室泄漏”论一时间在美国甚嚣尘上。
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成员、澳大利亚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家德怀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验室泄漏”论迎合了部分国家的政治话语，甚至得到个别国家政府支持，其流传有蓄意因素。
其实，反智主义不仅是科学精神的丧失，在社会阶层固化、国内政治极化和冷战思维惯性的加持下，更反映了美国政治道德的崩坏，其对外表现是鼓噪疫情索赔、“实验室泄漏”论等，对内则表现为“黑命贵”、亚裔歧视、枪支泛滥等问题迟迟没有政治解决方案。
分裂又焦虑的美国上下
美国智库席勒研究所主席策普·拉鲁什曾表示，“所谓‘中国制造新冠病毒’这种恶意诋毁是西方打压中国的一贯手法”。而围绕“实验室泄漏”论，美国最近事情其实不少，足见其内部分裂。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近日发表了一篇自证清白的公开信，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没有‘通共’”。
在任期间，他曾表示，美国政府正制定“全政府”措施，应对中国给美国及盟友造成的安全挑战。他还曾亲赴伦敦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英国“马上放弃中国华为技术”。
这样一位所谓的外交精英，为何被美国一些人扣上“共谍”的帽子呢？
一些美国媒体倒查认为，疫情暴发之初，美国国务院的部分高级官员打压所谓“实验室泄漏”论，是与中国站在了一起，福特首当其冲。
可见，美国一些人说的是病毒“溯”源，做的却是病毒“塑”源（网络流行词，形容虚假不走心）。
正如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国际专家组成员彼得·达萨克所说的，美国情报部门关于溯源问题的报告是“政治性的，而非科学性的”。
那么，美国一些人为什么要这么“苦心”做局呢？
美国这一代领导层的政治生涯大多起步于冷战时代，比如，78岁的拜登，1970年即踏入政界。在美国乐于“寻敌”的战略文化里，这些人的政治理念其实是被束缚在旧时代的，丛林法则、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时刻萦绕在他们脑海之中，对美国霸权被取代、被威胁的不安全感始终挥之不去。
在旧思维的作祟下，即便是对欧洲盟友，也有“窃听风云”，更何况是对意识形态不同、实力逐渐接近的中国。特朗普的“军师”班农曾说过，美国遏制中国，只有5年左右的窗口时间。等到拜登政府上台，很清楚无法完全“遏制”中国发展，焦虑感加剧。
美国一些人的心态变化，外人也感受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就直言，他曾经在美国待了三个月，美国一些人对中国有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心理”。
说白了，将病毒溯源问题搞得乌烟瘴气，并将其与新疆、台湾等问题捆绑，是为了让中国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抹黑中国形象，转移国内压力。
美式病毒溯源：叫不醒的装睡人做梦人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我们不仅叫不醒装睡的人，也叫不醒沉醉在梦中真睡的人。美国的这个梦，就是遏制和围堵中国。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拜登把病毒溯源问题等针对中国的议题带到了七国集团峰会上。
在英国卡斯比湾的海滩，七国集团（G7）领导人看上去很轻松，海风拂面，无口罩憋气，对外显示了七国相对缓解的疫情现状。在轻松的氛围下，七国却推出一份极具用心的公报，纳入涉港、涉疆、涉台、涉海等问题，还要求在中国继续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敦促世卫组织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太阳底下无新事。全球抗疫也好，经济复苏也罢，中国对世界贡献越大，美国和西方国家就越焦虑。这是悖论，也是现实。中国体量那么大，发展那么快，被美国拉着G7重点关注是“情理之中”。
对于拜登来说，他更希望借此次欧洲之行对外宣示：“美国回来了。”这口号从他入主白宫开始，已经喊了小半年。
一个致力于改善大西洋两岸关系的美国回来了？也许吧。能确定的是，那个无中生有、搞疫情政治化的美国回来了。
新冠病毒起源问题，曾经是去年美国大选中的一条政治分界线。认定自然起源说、遵守社交隔离规定的人多数支持拜登，认定新冠病毒是实验室制造、打死不愿戴口罩的人多数支持特朗普。实际上，这条线也是科学与反智的分界线。
此一时，彼一时。大选中，民主党人曾嘲笑特朗普“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阴谋论”。如今，拜登政府却回头拥抱“阴谋论”，十分乐见“前朝遗老”煽动舆论，鼓噪“实验室泄漏”论，这样便可以“理直气壮”地拉盟友，把污名化中国的事儿搞得声势浩大。
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拜登和特朗普的逻辑和期待是一样的。套用心理学名词，这就是煤气灯式精神操纵（Gaslighting），通过不断释放虚假的不实信息，改变民众对现实的记忆和认知，以实现对其的操控。
然而，欧洲领导人明白着呢。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七国集团仍希望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在这些领域如果撇开中国，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解决方案”；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人畜共患疾病显然是必须聚焦的问题和真正的风险所在，“目前我们得到的建议是，这种特殊的人畜共患疾病看起来不是来自实验室”；法国总统马克龙更强调，七国集团不是与中国敌对的“俱乐部”。
美国不断要求更多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站在一起打压中国。但是如此做法，真的完全符合欧洲自己的利益吗？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撰文称，西方对中国长久以来坚持的不过是一种道德绑架式的外交政策。欧洲只有确保自己的主导权更加全面，才可以让欧洲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
以“病毒溯源”为抓手系统性打压中国
“谣言边活着，边衰竭，它自己制造了使自己消亡的动力。”欧洲和世界都明白，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当前已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对华政治企图相关联。只有放弃政治化操弄，回归基于科学的国际多边合作，才能真正科学地探究新冠病毒源头与防治问题。
6月10日，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敲钟600次——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超过60万。
疫情虽缓解，却远未消退。面对美国人民的复杂情感，拜登政府却把疫情化作抓手，推进对中国的系统性打压。用“系统性”这个词替代常用的“全面”“全方位”什么的，因为“系统性”最近是个热词——美国和西方用以污蔑中国的热词。
6月14日，北约峰会发表公报称，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与北约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并列举中国的“胁迫性政策”、迅速扩大的核武库，以及军事现代化“不透明”等问题。今年以来，在捏造新疆“种族灭绝”谎言时，美国和西方国家一些人也常提到“系统性压迫”。
什么是系统性？系统性是指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不同维度的指标处于不同层级，形成一定的秩序……
换个说法就是，我一个人治不了你，就多拉几个帮手，搞个“朋友圈”一起干；单靠经济打不赢你，那就军事、政治、科技、文化、舆论、价值观一起上……可见，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对手，已经是美国国内的“共识”。认准主要对手，就需要大力妖魔化。如何妖魔化？没有比病毒溯源更好的抓手了。但正如莫斯科大学的学者安德烈·西罗多夫所言，夹杂政治意图的指责只会妨碍真正的科学溯源，引发社会的歇斯底里和排外情绪，“这种论调正在强化西方国家的反华思潮，对主张强硬对华方针的政治家有利”。
在系统性打压中国方面，拜登上台后动作不少：4月21日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目的就是在21世纪的竞争中确保美国能够击败中国，维持霸权不失；5月12日通过《无尽前沿法案》，批准在5年内拨款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严重的竞争压力；6月8日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投资约2500亿美元以对抗其所谓的中国“科技威胁”，企图推动与中国的科技“脱钩”“断链”。
这些法案的思想源头或来自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一项新的全面对华政策：供国会认真辩论的原则和建议》，其中许多建议已被上述法案采纳。
“阴谋论”能走多远
“科学家对病毒溯源的追求，必须遵循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现在拜登政府要求情报机构在90天内拿出报告，这既不可能，也不可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苏静静指出了情报机构越俎代庖的荒唐，“对流感病毒、艾滋病病毒的溯源工作长达几十年，目前还都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定论。要求不是科学机构的情报部门在90天内拿出一个结果，最后得出的肯定是一个事先设定好的结论”。
病毒全球溯源工作是一件好事，旨在弄清楚新冠病毒人畜共患来源及其传播给人的途径，也对未来人类有效防止类似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有所帮助。在这方面，中国树立了典范。
早在去年7月，中国就着手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病毒溯源研究的基础工作，成立了由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来自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络(GOARN)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国际专家组成的联合国际研究团队。最终得出的报告很长，简单来说有以下这几个十分明确的结论：
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从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事故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然而，面对联合国际研究团队“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漏”的明确结论，美国又是纠集七国集团要求所谓“新冠病毒起源第二阶段调查”，又是要求自家情报机构在90天内拿出报告。这种在科学研究中让情报机构横插一杠，就如同欣赏交响乐时突然冲上来几个人强行夺走指挥棒，您要指挥得好也就罢了，问题是您有人家专业指挥内行吗？
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关工作，而不是由美国动用自己和盟友的情报机构，通过精编细选情报的方法，来做有罪推断。中国不是伊拉克。美国绞尽脑汁地对中国搞“洗衣粉”式栽赃，到头来只能是白忙一场。
苏教授表示，“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美西方反复炒作的捕风捉影的所谓‘证据’，其实都早已被澄清过，媒体报道都在，但是却被选择性地忽视，反复翻炒，似乎是想‘把谎话说一千遍以变成真理’吧。”
（破圈了 微信号6.25、28 文/山羽 雨声 大头 文华 龙元 图/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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