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她们是100年前中国大地上一张张青春的面孔：王会悟、缪伯英、向警予、杨开慧……在中共建党时刻，她们有的站在中共一大的会场门口，成为大管家和守护者；有的走在思潮奔涌的前列，成为第一位女中共党员；有的冲到妇女解放斗争的前线，成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有的奔波在工农运动的各地，与党的领袖并肩战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她们值得我们追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时，就有如此之多的女性星耀长空？
王会悟，守护一大的女功臣
“房间不大，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十五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十五个人坐下来，差不多挤得满满了。”这是来自广州的包惠僧所记录的中共一大召开的情景。
会议进行地很顺利，直到7月30日，一个陌生人闯了进来。来自武汉的代表陈潭秋记得：“（这个）可疑人物，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王某，后又说找错了，很快溜了出去。对的，相距李汉俊（哥哥）房子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但大家都知道，这一组织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因此，我们认为这非常可疑……”当夜，代表们到李达家会面，意见很统一：开会地点要改。
改到哪里？在上海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地点了，大家一度决定到杭州西湖去，但在出发前，又做出判断：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
“那么这件事到底怎么办呢？会一定要开的……我老是在打算这件事怎么办……我想啊想，我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到还是到嘉兴叫只船，嘉兴至少有熟人，至少有朋友，假使真正出危险，还可以通过熟人朋友找几个嘉兴有名望的贤达，请他们过来帮忙。”原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娘家就在嘉兴南湖之畔，那里风景优美，可以雇一只大画舫，代表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最终，代表们同意了王会悟的建议。
在王会悟带领下，一行人来到南湖后，登上事先租定的画舫式游船。王会悟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的僻静水域，用长篱插住，代表们就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前开会。王会悟还特意在八仙桌上摆了一副麻将牌。她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小调，手指敲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那天傍晚，代表们走出游船，王会悟完成了任务。
首位女党员缪伯英，21岁以身许党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因为30岁英年早逝，一双儿女也失踪于战火，她长期不为人们熟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缪家后人和学者，从故纸堆里发掘出她的尘封往事……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长沙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来自吉林大学的学者曹仲彬找到中南大学教授曾长秋，说起他正在编写的何孟雄传记——何孟雄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地委书记等职，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
“曹仲彬告诉我，何孟雄的妻子叫缪伯英，是长沙县人。他希望我在长沙就近调研，写她的传记。他还告诉我，缪伯英的弟弟叫缪立三，现在也在长沙工作。”曾长秋对这一线索很感兴趣，便应允进行研究。
巧合的是，缪立三和曾长秋算是在一个系统工作。两人供职的单位不同，但当时都由冶金工业部管理。听说曾长秋要研究姐姐，缪立三很是欢迎。缪伯英少时即离家求学，成年后又投身革命，跟家人朝夕相处的日子不多。在缪立三的印象里，姐姐有一腔热血，总是跟姐夫在外奔忙。她不喜红装，多年来就携带一个可手拎的小皮箱走南闯北，直到1929年逝世。
待曾长秋到访时，缪立三展示了皮箱里为数不多的珍贵遗物：宝蓝色的玻璃底座发条闹钟，是父亲留学日本时为缪伯英挑选的礼物，缪伯英从十几岁起就带在身边。外层镶嵌宝石装饰、内层有一面镜子的化妆盒，原本是父亲从日本带给母亲的，后来母亲又把它转赠给缪伯英，方便缪伯英在外工作时用。
根据学者研究，缪伯英实现思想转变，主要是因为经何孟雄介绍，加入了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1月，她被吸收入党，成为首个女党员。
成长过程中，缪伯英曾目睹许多女性的苦难。就在她到北京后不久，“李超之死”风波让她深受震动。
李超是女高师学生，家境优渥，但长兄不支持其读书。没有经济来源的李超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客死异乡，还被长兄批评“执迷不悔死有余辜”。这引起人们对家长专制等问题的思索，北京教育界人士自发为李超办追悼会，蔡元培更是手书横额“不可夺志”。
从李超这位校友身上，缪伯英进一步感受到旧文化、旧思想对女性的摧残。在后来发表的《家庭与女子》一文中，她号召广大女性“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中共建党之初，革命活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在缪伯英的革命经历中，除了协助何孟雄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推动妇女解放也是其重要工作。1925年初，缪伯英到达长沙，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女书记。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此时的缪伯英即将分娩，但她仍积极奔走，动员妇女参加游行和示威活动。
6月5日，长沙10万市民发起游行示威。女子传单队走在最前列，她们沿途散发的传单“如雪片纷飞，市民争相传阅”。当天下雨，女生们“多有赤足或穿草履者”，但她们情绪高昂，大声疾呼“同胞们，快来革命”“国家兴亡，在此一举”。
20天后，缪伯英的儿子何重九出生。她来不及休息，又先后领导组织了湖南省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三一八惨案”女烈士追悼会等活动。“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1981年，当缪伯英的名字重回人们视野时，曾与她在湖南共事、已至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维汉回忆说，缪伯英的工作“有显著成绩”。
1927年秋天，缪伯英与何孟雄一同前往上海，并担任沪中区妇委主任。此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上海的党组织更是遭到严重破坏。夫妻俩一边工作一边躲避敌人追捕，有时还会假装夫妻吵架、离家出走，其实是想办法转移工作地点。
1929年10月，缪伯英因病逝世。临终前，她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离世，未能战死沙场，深以为憾。你要继续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向警予，中共最早的女委员
100多年前，中国的妇女界“静如死海”。出走的娜拉们只是少数，她们正站在旧社会的悬崖之上，进退两难。更多的女子依旧被封建礼教紧紧束缚。1919年，长沙发生了赵五贞事件——因不满包办婚姻，出嫁当天她在轿中刎颈自杀，成为当时女性处境的缩影。
在这种情况下，向警予的妇女思想与革命思想是同步发展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通过教育实现女子解放……这些是她去法国之前的主张，就是很普通的自由主义女性解放思想。”学者袁玉梅说。“标志她的妇女思想发生改变的，是她在法国时写的一篇文章——《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
在这篇文章里，向警予否定了取得教育平等即获取妇女解放的观点，提出打破财产私有制，实现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前提，以及妇女解放应是社会性的，并不仅是个人取得解放。袁玉梅认为：“这代表向警予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问题的理论，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妇女观念。”
1923年夏天，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她像过去一样，穿着布短衫，系着黑色的褶裙，温文沉静。”向警予向她描述了自己刚从法国回来就在码头上演讲的场景：“我刚到广州，踏上码头，就围上来许多人说：‘来看女革命党呀!那时广州的女子很少剪发…看我这副样子，确是特别。我当时一看，围拢来的人这样多，不正是宣传的好机会么。我不管他们是否听得懂我的话，就向他们讲解起妇女解放的必要来了。居然有人听懂了，还鼓掌咧!”
1922年到1925年，向警予主要在上海开展工作，她十分重视女工的力量。“伊们为救伊们生命的危急，为抵制资本家过分的剥削，常常自动作战，屡仆屡起……伊们天然成为妇女解放的前卫。”相比之下，她反对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与几十个人开开会、打打电报，上封书”的表面文章。她认为，只有政治革命是妇女解放的前提，也是唯一途径。“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
向警予还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通俗易懂，尖锐泼辣。她将受几千年压迫的妇女比喻为“生殖机”“灶下婢”，同情她们的遭遇，惋惜她们的麻木。她说：“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她喜欢用“亲爱的姊妹!”来发起号召，一个个感叹号，至今仍在回响。
杨开慧，永远的“骄杨”
长沙八一路的清水塘，这里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婚后的第一个家。门前两方明亮的池塘，如今依然碧波荡漾。
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清水塘的家成为了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1922年，杨开慧协助毛泽东等人在此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杨开慧》系列报告文学作者余艳告诉记者，毛泽东曾评价过自己所有秘书，结论是“杨开慧最出色”。当年他们手头拮据，连写东西的纸都要一省再省，毛泽东经常将想法写在某张纸的某个角落里，然后各种勾线连接。这些手稿正是由杨开慧整理，才形成了毛泽东的诸多报告。
在清水塘生活期间，他们迎来了长子岸英。平日的清水塘很热闹，但杨开慧还是保持警觉。为了减少响动，她给大门的门环包上了布条，还用镜子做了暗哨。她将秘密文件装在枕头箱里，日日枕着睡觉。她与周围农民的关系十分要好，一旦出现陌生人，农民们会主动跑来告诉她。正是有了杨开慧出色的保密工作，毛泽东才心无旁骛地参与指挥了1922年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率领工农革命军远赴井冈山。彼时，远在板仓的杨开慧忍不住对毛泽东的思念，写下大量手稿。“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此后三载，时局紧张，杨开慧只收到毛泽东用暗语写的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现在好了，兴旺起来了”，除此之外，杨开慧收到的更多是恶耗：1928年3月，好友郭亮被杀害于长沙司门口；1928年5月，好友向警予惨死在敌人手下；1928年8月，好友郑家爽被装在箩筐里扫射致死；1928年，朱德妻子吴着兰被砍头示众。杨开慧似乎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1929年下半年，杨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杨开慧把这些手稿藏在两处墙缝里，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发现。
这封托孤信还没来得及送出，杨开明就不幸被捕，随后被押枪决。1930年10月底的某天，杨家周围忽然多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她（杨开慧）从容地在卧室旁边的杂屋里烧毁了数份秘密文件，回到卧室后就被敌人抓走”。
杨开慧就义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在寄给杨家亲戚的信中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飘直上重霄九。”1961年，毛泽东在《七律·答友人》中写道：“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环球人物》2021年第12期 许陈静）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