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到北大,从鲤鱼洲到哈佛,经历半生沧桑的乐黛云,50岁树起比较文学大旗,影响一代学人。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新的时代在她眼前展开。“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60年后,乐黛云如此形容那些“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信”。
辉煌的日子
70多年前,在一篇苏联小说的书评里,乐黛云写下“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正是她人生观的一面:红色,轰轰烈烈的热度。
1948年夏天,17岁的乐黛云只身从偏僻遥远的贵州,来到烽烟滚滚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里大师云集,她喜欢上沈从文的“大一国文”和废名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5个月后,围城炮火的轰鸣终结了悠闲自在的学院生活。乐黛云投入革命洪流,白天如痴如醉地唱歌跳舞,晚上就到楼顶站岗护校,在月光下借一支手电筒的微光,校对革命宣传品。她还和同学到沈从文家,劝说他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
1950年,乐黛云和哲学系的汤一介相识于北大青年团,一次同去南苑劳动,午间躺在水田旁的草地上休息。汤一介揪了几根小草,放在她口袋里,算是确定了关系。
1952年,两人结婚。典礼在小石作胡同的汤家举行,乐黛云毫无新娘的羞怯,发表了一通革命演说,“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
这一年,乐黛云毕业留校,担任中文系首任系秘书,为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导师王瑶劝她去念古典文学,“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她没听话,执意选择了风云变幻的现代文学。
门头沟与鲤鱼洲
辉煌的日子终止于1957年的春天。乐黛云和文学教研室的9位青年教师,准备筹办一份同仁刊物。刊名“当代英雄”,取自莱蒙托夫的同名小说。刊物没有办成,十位同仁,9个成了“右派”。乐黛云是领头人,作为“极右分子”,被“双开”,后下乡监督劳动。
在北京门头沟,她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有一段时间,乐黛云每天赶着四只小猪漫山遍野寻食,“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到了1969年10月,乐黛云、汤一介带着11岁的儿子,和北大2000多名教职工奔赴江西南昌鲤鱼洲的“五七干校”。这是一片围湖造田而成的滩涂,血吸虫横行,鄱阳湖“高高在上”,仰起头就看到湖面上的点点白帆,一旦大堤决口,难免“人或为鱼鳖”的命运。乐黛云当年38岁,最初被分配去踩泥、和泥,冬天脚泡在冰碴子里,一整天不断地踩。大家给她取外号“乐大力”,是说她一次能挑砖16块,共80斤,她还获得过“打砖能手”“插稻先锋”的称号。
仿佛郭襄开创了峨眉派
乐黛云自称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刚回北大的那几年,汤一介和乐黛云成了校园的传奇。汤一介重新登上讲台的第一门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因人数太多而“三易教室”;乐黛云以尼采哲学读茅盾,当年的学生戴锦华回忆:“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
1981年9月,50岁的乐黛云负笈大洋彼岸,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研究员。东西方鲜明的文化差异令她着迷。课堂讨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一位美国学生说,最喜欢热爱生活的三仙姑,最讨厌多管闲事的村干部。但在一般国人看来,三仙姑是40多岁还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训斥她,是主持正义。
1984年夏天,乐黛云回国,在季羡林、李赋宁、杨周翰诸位先生的支持下,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鸣锣开道,打扫场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当时的学生们评价,“仿佛郭襄开创了峨眉派一样”;参加首届年会的120多人,则被戏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黄埔一期”。
乐黛云以打造“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雄心,经营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她邀请美国左翼学者杰姆逊来北大讲学,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讲稿引发知识界地震,影响一代学人;1995年,她邀请戴锦华回母校执掌教鞭,带动了女性主义、电影史、大众文化研究热潮。从筚路蓝缕到风生水起,当年她麾下那些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北京长街短巷的青年,如今已成为各大学、各学科的领头羊。
而“峨眉派的郭襄”已迈入暮年。老伴汤一介曾为她赋诗一首:“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东奔西跑一梦醒,转识成智觉有情。”
学生张锦至今记得,刚考上乐黛云的博士生时,老师在邮件中说:“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她给老师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是她熟悉的坚定语气:“没关系的,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失去对人类的信心!我一生中见过各种灾难,自然的、社会的,最后都能过去的。”
(《环球人物》2021年第12期 许晓迪 陈娟 吴舒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