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立法须有中国方案

    近日通过的数据安全法，作为数据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是我国保障数据安全，提升数据安全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应对数据领域安全风险与挑战的重要立法努力，意义重大。

    传统上，数据安全主要体现为国家机密、军事秘密和商业机密等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关键在于不被窃取、篡改或损毁。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从传统数据到网络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数据的形态变化与量的积累，带来的是安全问题质的变化。在算力得到极大提升的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使数据不仅是信息记录或传送的载体，更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而另一方面，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能加速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数据资源开放，也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电子政务发展，提升政府决策、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效率。而以专章对政务数据安全和利用做出规定，是此次数据安全立法的一个显著特色。

    数据安全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规定中要求建立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在制定重要数据目录、加强数据安全风险分析预警等方面的统筹协调职能。建立健全国家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是数据安全法最为直接的立法任务。

    一部集中统一的数据安全法，就是我国在各国竞争激烈的数字时代，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促进数据安全，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

    （《光明日报》6.21 支振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