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对生活质量追求阶段。罗斯托指出,六个阶段中,“起飞”与“对生活质量追求”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对生活质量追求”则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
罗斯托指出,历史上那些“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新教徒;“起飞”阶段的企业家;“向成熟推进”阶段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直至“成熟”阶段完成后管理企业的专业经理人员,他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中心人物”,正是他们的需求升级导致主导产业部门的改变,从而使发展阶段依次更迭,并形成了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
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转变动力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二是需求升级要求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分析框架告诉我们,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应从“中心人物”需求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两个维度入手。
联系我国实际,若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概括为高速增长阶段;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无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国经济之所以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由有二:第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心人物”是人民群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将会不断升级,由此决定,国内主导产业部门当然也需要随之转型升级。
由此想深一层,这其实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另一方面,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却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要扭转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别无选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北京日报》6.21 王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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