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与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联吗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新中国成立至这次全会召开的党的历史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十分重要。

    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二是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分析无疑是十分透彻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除此之外，恐怕与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很大的关联度。

    当年，我国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调集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军事工业。但与这种体制相关联的便是物资供应的短缺。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生产单位所需要的物资供应由上级调拨，这样需求总会大于供给；计划经济从理论上讲可以避免生产的无序与浪费，但任何周密的计划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必然会导致某些产品的短缺。同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并不是真正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无须自负盈亏，致使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这必然造成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盲目追求高速度和扩大企业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急躁冒进情绪与生产计划上的高指标。

    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容易导致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或“跃进”，不论是冒进还是“跃进”都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造成经济困难。要纠正冒进或“跃进”造成的失误，就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但政策调整到什么程度，党内容易产生不同的认识，出现意见分歧。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同样缺乏经验。虽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就试图要“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联模式除了计划经济体制，还在政治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国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且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延伸到党内，把党内对一些具体工作的意见分歧当作路线斗争即阶级斗争处理。延安整风曾创造性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是非，从而使党获得了空前的团结，此后也曾使用过整风整党的方式去端正广大干部作风，但却一直没有将这种方式制度化，而是采取运动式的办法开展整风整党。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主要解决的是党内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党的领导层产生的不同意见分歧如何管控和化解没有制度性的设计安排，反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将这样的意见分歧当作路线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既然是两条道路之争，自然也就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样，既然是阶级斗争，就必须组织动员全阶级的力量去反对另一个阶级。问题是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已经并不存在，于是只能将思想认识当作划分阶级的依据。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原因，但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没有建立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是研究和分析“文化大革命”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连载三十一）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