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经济的预判为何总失灵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竞相出现，几乎每隔5~10年，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就会卷土重来，期间还夹杂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非但没有崩溃，综合国力反而与日俱增，消除了绝对贫困，倒是“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西方学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预判为何经常“失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日前接受专访，试图拨开迷雾。

    记  者：在今年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前，有些美欧媒体开始宣称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已不是西方社会第一次唱衰中国，“中国经济崩溃论”为何反复出现？

    金刻羽：我不担心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中国有多少老人，有多少年轻人，有多少劳动力。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效率上，因为一代一代的效率提升是非常快的。独生子女一代受到的教育水平、训练以及整体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奉养老人。

    为何“中国经济崩溃论”反复出现？

    首先，中国的增长模式跟课本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是不一样的。外界还没见过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一些西方人认为，如果不符合历史常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甚至还把中国经济模式与前苏联的联系起来。这些认知是错误的。

    其次，他们对中国增长模式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只知道政府跟市场都起作用，而且以政府作用为主。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只要有政府参与，除非是提供公共设施，(不然)肯定就会有问题，或者效率很低，或者出现大量资产错配，然后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但他们极少了解中国经济中更细微的机制、系统、经济结构，以及其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近几年，不少国外专家觉得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来源地就是中国。比如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和风险屡被提及。尽管中国快速发展积累的债务很高，但他们没想到，中国通过政策调节，慢慢就把金融风险大大地化解了。

    中国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和资源，能够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们有金融风险意识，但真正能做到的远小于中国。

    记  者：中国的经济体制、增长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在哪？

    金刻羽：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政府的资源、力量和动员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没见过的。政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愿意扶持一些效率比较高的私营企业，这是让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理解的。中国的这套系统中，政治跟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有一系列的考核目标，要推动发展、要吸引投资、要保护环境、要创新，他们更愿意挑选有能力有潜力的企业。

    记  者：如果以西方的系统和标准来衡量中国会犯什么错误？

    金刻羽：西方看中国的经济是很不准的。他们认为，中国储蓄率太高，投资率太高，经济结构偏于出口和工业等。

    但如果只是片段地从某些宏观数据观察中国，就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的投资率虽然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高，但是中国正在城镇化，需要大量投资，包括新老基建等方面。所以什么叫过高？中国的情况跟日本、美国是不同的。

    储蓄率也一样。在国外看来，储蓄率高就意味着消费弱，所以一定要降低储蓄率，才能刺激经济。中国储蓄率的确高，但有它的优势。中国较高的储蓄率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踏入的一个“圈套”，那就是需要从国外借大量的钱，才能实现发展。而外债最终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另一个误解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那么高，投资也那么高，经济增长完全是靠资本积累推动的。在投资空间缩小后，经济增长肯定要放慢，甚至走向低迷。

    其实，过去几十年，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非投资。1990-2007年间，效率提升贡献中国经济增长50%以上，所以不能说是中国只是靠投资、靠储蓄，也不能说是(只)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新闻网 5.26 庞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