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边境刻“中国”

    在中国版图的最西端，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交汇，帕米尔高原高高隆起，形成一道道壁立千仞的奇观。在雄伟冰峰的缝隙间，麦尔干·托依齐拜克驾驶皮卡车载着我们一路前行。    

    离开国道，从村落驶出，几十公里的山路再也没有平坦过。刚刚经历了颠簸的石子路，又被一条冰河挡住了去路，麦尔干挑了最平坦的地方，“轰”一脚油门冲过冰河去，转眼又钻进了高耸入云的大山……这条路，麦尔干走了30多年，他的母亲布茹玛汗则走了60年。    

    这里是“中国西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乌恰县吉根乡。60年来，布茹玛汗·毛勒朵义务守护边境，在数万块石头上刻下“中国”二字。

    手上的茧子

    在中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新疆占了四分之一，其中，最西一段的1195公里位于克州境内。在这段曲折边境线的褶皱深处，有一个并不起眼的点——冬古拉玛。它是克州250余个通外山口之一，是帕米尔高原上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处边防要隘。这里曾与世隔绝，人迹罕至。直到60年前，19岁的布茹玛汗跟随丈夫在冬古拉玛安了家，守护国土从此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1942年，布茹玛汗出生在克州乌恰县吉根乡一个贫苦的牧民家庭。新疆解放后，日子终于一天天好了起来。长大出嫁后，布茹玛汗和丈夫来到冬古拉玛山口，日复一日地在边境线上放牧，她始终记得父亲的叮咛——“你的身后是中国”。于是，夫妻二人一边放牧，一边义务巡边、护边——防止人畜越界，同时也为边防部队指路和提供生活帮助。    

    那一年，一场暴雨后的大洪水把布茹玛汗一家人围困在一块高地上，水退后才得以逃生。劫后余生的布茹玛汗心想：边境线上有国界却没有界碑，如果我们死了，新来的人又怎么知道哪儿才是中国呢？    

    于是，不识字的布茹玛汗向人请教，学会了柯语和汉语“中国”的写法。每次放牧时，她就在石头上刻下“中国”二字。“大的石头就直接刻在上面，小的石头怕被风吹走，刻好了还要用其他石头固定。”布茹玛汗说，“最开始没有工具，只能用尖石头刻，一天刻一块。后来有了铁锤和钉子，就能刻得快些，一天能刻好几块。”    

    说罢，布茹玛汗伸出右手。我们去摸，心头一震：老人中指和食指上布满茧子，这是多少刀刻斧凿才能留下的印记！

    1986年7月的一天，布茹玛汗像往常一样放牧巡边，发现一块界碑似乎被人动了手脚。她用棍子反复丈量界碑与自己所刻的一块“中国石”之间的距离，确认界碑位置不对。她立刻赶回家中，跨上马背，一路奔驰60多公里，赶到边防哨所报告。后来，经过仔细勘察，我方确定，界碑确实被人向我国境内移动过。经过协商交涉，界碑又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

    母亲的影响

    麦尔干·托依齐拜克是布茹玛汗的二儿子，他和大哥、妹妹都出生在母亲护边的毡房里。在他出生时，村里一位99岁老人为他起名麦尔干，柯语意为“猎手”，希望他成为一名像母亲一样勇敢无畏的人。布茹玛汗骄傲地说：“现在看来，麦尔干没有辜负这个名字。”    

    小时候，麦尔干总是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把幼小的孩子们留在家里，自己却跑去巡边、护边？除了管好自家的牛羊，妈妈为什么还要阻止邻居家的牲畜去山那边吃草？慢慢地，他似乎懂了。“每次上山，我们都能看见妈妈在石头上刻‘中国’。这两个字看得多了，祖国和家乡的意识才渐渐在我们脑子里生长起来。”

    护边的道路不好走，那时母亲总是一早出发，直到天黑才能回家，每次到家都是嘴唇干裂、精疲力尽。麦尔干心疼母亲，12岁便辍了学，上山陪着母亲一起巡边、护边。不过，即便到了母亲身边，麦尔干也知道，母亲的爱不会只留给自己。除了家中的5个孩子，母亲还惦记着边境线上的“兵儿子”们。    

    冬古拉玛山口海拔4290米，地形崎岖险峻，天气变化无常，即使是在夏天，夜里的气温也会降到零度以下。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刺骨寒冷的狂风一场接着一场，把鸡蛋大的石头吹得满地乱跑。人在山梁上巡逻时，必须手脚并用，一边走一边抓住身边的荆条，稍有闪失，风就会把人掀下山去……    

    这里是边防连官兵巡逻的最后一站，战士们走到这里时，往往已是人困马乏、给养耗尽。所以布茹玛汗总会算好每月战士们抵达的时间，提前为他们准备好干粮、奶茶。

    麦尔干还记得，自己16岁时的那个秋天，暴雨总是来得毫无征兆。那天直到天黑，原本预计当天抵达的8名边防官兵也迟迟不见踪影。布茹玛汗焦急万分，眼看情况不妙，便决定出门寻找。    

    她和麦尔干把馕和奶茶揣进怀里，披上塑料布冲进冰冷的暴风雨中。母子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途中几次差点滑下山崖，都被对方生生拽了回来。终于，他们在一处废弃羊圈里找到了被困的战士们，那时已是凌晨。等他们接过两人怀中的食物，才发现大妈已经冻得嘴唇发紫，无法站稳。

    在布茹玛汗的影响下，她的5个孩子全都成了义务护边员。

    守护自己的家

    麦尔干开车在山间缝隙中穿行，你能感受到这位48岁的柯族汉子由内而外散发的自由与豪迈。我们坐在车里，却好像是在跳蹦床：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吃力地保持身体平衡。麦尔干说，许多年前，这里本没有路，他和母亲赶着牛羊上山放牧、巡边，从早到晚要走上整整一天；而现在，即使山路崎岖，他也终于可以沿着车辙把车速提到每小时五六十公里，一路向西。

    山路费车，车辆的损耗大大增加，寿命缩短到五六年。这已经是麦尔干换的第三辆车了，可他全不在意。每个月他都会往各个山口的执勤点送人和物资，少则十几趟，多的时候如疫情期间，每天至少一趟。路途遥远，义务护边员的补贴只够加油，麦尔干却乐在其中。    

    每次出发前，母亲都会捧着馕站在门口，一边把馕递给他一边嘱咐：“路上小心，别饿着。”出发后，这个画面会长久地浮现在麦尔干的脑海里，让他感到温暖和心安。    

    从航拍器中俯瞰，我们眼前这些巨大山脉犹如一张张风干的褐色树叶标本，叶脉上落了白霜的部分就是一座座雪山之巅。在那些颜色深浅不一的脉络之间，最大海拔落差能达到6000多米。我们的车就像一只小虫，爬过一片树叶、然后又一片树叶，最后终于在两座平房前停了下来。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从屋内迎了出来，这里是距离乡镇最近的执勤房。    

    执勤房里，一张炕席、一个回风炉、一套餐桌椅、一部电话机，陈设简单、整洁。开口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边境上的普通牧民，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义务护边员。    

    多年来，布茹玛汗大妈义务护边的事迹在西陲高原上传颂，越来越多的牧民在放牧时主动承担起义务巡边、护边的任务。2017年，乌恰县进一步完善义务护边员制度，改善护边牧民的生活条件。    

    有人说：“在这里，每一座毡房都是一个流动的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座活着的界碑。”在这里，跟任何一个人聊上一会儿，你都能收获一份最质朴的热爱，这种情感关于故土，关于祖国。    

    去最远的山口，要驱车100多公里，抵达脉络深处的山脚，再徒步登山两小时才能到达。27岁的古力司坦·库尔曼白克从吉根乡考入武汉大学，又回到了家乡，成为一名义务护边员。在那个山口，他和同伴们仿照布茹玛汗大妈的样子，刻了一块“中国石”，还用油漆描了红。他们种了几棵树，省下洗脸水浇灌它们，第二年竟然真的发出了嫩芽……“执勤房门口有绿树、有‘中国石’，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满山丰茂的牧草和牛羊。守在那里，真的就像守护着自己的家。”

    （《解放日报》5.17 雷册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