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开始接触足球,十七岁成为职业球员,踢了十年职业联赛的马栋梁第一次失业了。
2021年4月24日晚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开幕。淄博蹴鞠0:4负于浙江队。早在2020年,因投资人陷入资金泥淖,球队运转难以为继,体育局开始托管淄博蹴鞠。困境之下,球员们依旧表现出色,将淄博蹴鞠从中乙冲入中甲。
但中甲的开幕赛,马栋梁却是在1800多公里外河北沧州的家中看完的。新赛季的比赛,不再有他和队友们的身影。“就像胜利果实被别人窃取了”。2021年年初,球队找到了新的投资人。3月26日,原来的球队总经理给马栋梁等人打了电话,“新赛季不给原球员报名中甲,大家自行寻找球队。”马栋梁的失业并非孤例。
近两三年,中国很多足球职业联赛俱乐部都遭遇了运营危机。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今,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联赛中,共有18支球队暂停运营或解散。目前三级联赛的球队共有57支。
“金元足球”十年膨胀
与如今足球俱乐部落寞的光景不同,几年前,中超俱乐部还频繁从国外引进大牌外援,“标王”频出,转会费动辄上亿。多位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回顾这一轮中国足球的繁荣与落寞,起点都落在了2010年。当时,恒大集团收购原广药队,改名广州恒大,开始大规模投资足球。
王骞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职业联赛足球俱乐部工作,他向记者回忆,2008年左右,他正在一家中甲俱乐部工作,当时球队一年的运营经费才一千多万元,恒大一进入中甲,一场比赛的赢球奖就在三百万元左右。2010年,恒大以350万美元转会费签下巴西外援穆里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成立后的转会费纪录。
业内人士朱艺解释,以前中国俱乐部买人,都是经纪人把各个合同到期的外援的简历一起拿过来,球队挑选。“这叫经纪人上什么菜,我吃什么菜。恒大是第一个自己学会点菜的,我派个球探到巴西,去找球员。”通过重金聘请外援和国外教练,恒大的成绩快速提升。2011年升入中超,恒大便拿下联赛冠军。随后,恒大在中超赛场拿下七个冠军,两次夺得亚冠冠军。
也就在这时,“金元足球”在中国拉开序幕。所谓金元足球,就是通过投入大量资金,短时间内提升球队水平的一种发展方式。
“其他企业也开始效仿恒大斥巨资夺冠、扩大企业影响力的方式。”一位资深足球俱乐部高管告诉记者,2015年开始,多家球队加入“军备竞赛”,直接推升了球员身价和俱乐部运营费用。
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2016年全球转会市场报告,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转会费已由2013年的2780万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4.513亿美元,超出亚足联其余会员国总和的344.4%,位列世界第五。
孙彬从事足球经纪人工作已经超过十五年,旗下有众多国内顶尖球员。“2015年开始,球员的身价翻倍在涨,国内球员翻倍的是人民币,外援是欧元。”孙彬说,正常情况下,国内球员的转会费大概在200~300万元人民币,顶尖球员能到600~700万元。“泡沫之下,转会费6000万元、7000万元人民币也有。”
球员身价暴涨,球队的运营成本也水涨船高。王骞解释,球队的运营成本主要是工资、转会费和竞赛成本。其中,各家俱乐部的竞赛成本都差不多,机票、酒店、训练费用,差距不明显。球员和教练工资以及转会费,成了俱乐部成本支出的大头。
2015年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财报显示,2015年球队运营成本为13亿元人民币,2019年上升为24亿元。2019年的财报中解释,“由于球员薪酬、转会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营业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
“2008年,当时所在的中甲俱乐部运营投入一年才1000万元左右,十年后的2018年,俱乐部的运营投入已经到了3个亿。”王骞向记者回忆。
地产商热情难以为继
能接住这一轮中国足球扩张的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同一个领域——房地产业。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16家中超俱乐部的投资方全部涉及房地产,包括商城、房屋、土地开发业务。随后参与高价引援,屡屡刷新转会费纪录的几家俱乐部也都和房地产有关,如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北京国安、江苏苏宁、河北华夏幸福等。
地产商纷纷投资足球,但这并不是一个能赚钱的事。夺得八次中超冠军和两次亚冠的广州恒大,亏损逐年增加。财报显示,广州恒大的亏损从2015年的9.53亿元攀升至2019年的19.43亿元;资产负债率从2014年年底的36.22%升至2020年年中的344.35%。
不赚钱,房地产企业为何纷纷入局足球?早在2011年,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曾公开表示:“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话,1秒钟大概15万元。4月2日中超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有25家电视台现场直播、300多家媒体报道。11个运动员穿着印上了‘恒大’两个字的球衣,是不是很值钱?”
一位曾担任南方一家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受访者向记者透露,企业投资足球后,能和当地政府保持较好关系,也许会在企业的主营业务或其他盈利项目上给予政策倾斜。2017年开始,广州恒大也陆续在广东清远、江西抚州、宁夏银川、甘肃兰州、辽宁沈阳等地建设足球小镇项目。
但地产商的热情没能延续太久,转折出现在2019年。多位受访的俱乐部管理人员表示,经济大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影响了投资方的主营业务,耗巨资的足球,成了首先被削减投入的领域。2019年,央行进一步收紧了房地产领域贷款。2020年,央行公布房地产企业“三条红线”。广州恒大、广州富力、河北华夏、上海绿地申花等俱乐部的投资方均涉及三条红线中的一条或多条。
球队削减开支,波及了球员收入。与此同时,中国足协也通过收取转会调节费和设置球队工资帽等措施,限制高价引援和哄抬球员身价的行为。
2020年12月,中国足协在工作会议上公布新赛季中超联赛工资帽,对国内球员和外援的税前收入都做出了规定,并将俱乐部单一财政年度支出限制在6亿元以内。
俱乐部几无造血能力
对于一家中超俱乐部来说,收入主要来自广告、门票、球迷商品、球员出租及转播费分红。其中最重要的是广告收入,这又主要依赖于投资方。广州恒大年报显示,2019年度营业收入7.8亿元,广告收入5.66亿元。在广告收入中,其股东恒大地产就贡献了4.6亿元。而收支相差依旧悬殊。2019年,广州恒大收入7.8亿元,支出23.53亿元,相差三倍,且2018、2019年的净资产和净利润都为负数。
曾担任深圳佳兆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李小刚在书中写道,广告收入的大头都来自集团内部,俱乐部自身的招商能力太弱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是这样,“商务拓展只能自娱自乐”。
除恒大外,其他中超俱乐部的收入情况也不容乐观。资深足球记者丰臻曾对四家俱乐部2019年的收入进行了统计。其中深足收入为1.25亿元,北京国安2亿元,上海申花1.4亿元,广州富力1亿元。丰臻向记者解释,当时希望统计一下,球队投入多少钱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事后发现,四支球队一年的亏损至少在6个亿以上。”
王骞说,球队签运动员一般都是3~5年。比如跟运动员签了三年,每年1000万元的工资。但等到第二年,股东没有能力再投入1000万元,俱乐部就容易崩盘。“已经签了那么多工资了,你怎么支付?”
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不仅在资金方面依赖投资方,管理和文化上也缺乏独立性。丰臻坦言:“大多数俱乐部没有独立的文化,只是依附于企业的目标,用企业的文化来管理这支球队。”
(《南方周末》5.13 吴超 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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