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留守儿童

    ■陈建国

    1970年，“小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父母亲响应杨树浦发电厂的号召，参加了安徽泾县一座发电厂的建设。我当时13岁，弟弟7岁，父母就将我们兄弟俩留在上海。

    实际上父母亲在十六年后才搬回上海，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三线建设，上海就去了150多万人，据统计，留在上海的未成年儿童就有3.8万人。

    留守生活令人难忘。十几岁的我，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弟弟。每天早上，我背着书包，牵着弟弟，先把他送到幼儿园，然后自己再到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第一时间跑到幼儿园把弟弟接出来。一回家，放下书包拿起菜篮子就到菜场去买菜，买汏烧后吃过晚饭已经天黑了，我把弟弟哄了睡觉，自己才开始做作业。

    父母每年回来一次，也就待十来天。舅舅起初天天晚上赶来陪我们睡觉，后来放手让我们自己料理生活，也常常来关心我们，但绝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们兄弟俩相依为命。平时的日子还算凑合，但是一到节假日，我们兄弟俩显得特别孤单。

    记得有一次中秋节，周围邻居一家团聚热热闹闹。而我们家却十分冷清，更不用说饭菜飘香了。我们八点钟不到就上床睡觉。半夜，我被一阵哭声惊醒，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弟弟在哭泣，他一边哭一边说：我想妈妈了。我心头酸酸的，含泪安慰弟弟。

    这样的节假日我们不知过了多少回。虽然有父母，但是远离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只有靠我们自己去面对和克服，渐渐地使我们学会了坚强。我们毕竟还是孩子，父母不在身边有时也十分淘气，但是学习倒也蛮好，尤其是弟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区重点中学——杨浦中学。1981年，弟弟作为应届毕业生，而我作为历届毕业生，双双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我们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弟弟成绩优秀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大学录取率是14:1，实属不易；而我却名落孙山，弟弟常说是因为我的牺牲成就了他的学业。

    弟弟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电视台工作，而我也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工作。我们兄弟俩的点点滴滴传遍了我们的左邻右舍。要是哪家小孩不听话，大人们就会说，“人家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管，你们天天热饭热菜，读书还不上进”。我们兄弟俩莫名其妙飞成为好孩子的典型。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这批儿童绝大多数已六十岁左右了，回首当年的留守生活，我们感慨万千。虽然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刻，远离父母，失去了许多，但是我们也获得了许多同龄人无法得到的东西。

    （《新民晚报》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