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权可以“外包”吗

    不久前，网上的一段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某市的一名自称“市容巡查队大队长”的男子走进一家药店，要求药店的工作人员将玻璃墙上贴的医保定点标识、防疫要求等“垃圾广告”清理干净，并大声喊道：“如果反抗，格杀勿论。”在舆情的一片质疑声中，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回应：此事系第三方外包公司人员操作失误；已责令第三方公司对其停职调查。

    由此引起了一个法理问题：执法权是否可以外包？

    虽然公务外包是国家治理中的一种新形式，但它一般限于“服务类”事务。“执法类”事务，特别是执法中的处罚权和强制权会直接导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各类权益的限制或剥夺，所以在“职权法定”原则的支配下，各国对执法权的外包持谨慎的态度。

    在“职权法定”原则的背景下，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执法权）依法设定之后，原则上不得变动。因为，权力的设定是人民通过法律将权力交给有关国家机关，它是人民主权的体现，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又是职权法定的要求。只有在极其“个例”的情况下，出于国家管理和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对原始设定的权力作事后调整的，必须通过授权和委托程序。但是，授权和委托不是一项“基本制度”，而是一项对权力设定的“例外制度”，并且必须以法律法规明文许可为前提。

    在我国，行政执法外包是对原始行政执法权的事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职权法定”原则的否定，所以，一般是不允许的。如果真是出于国家管理和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进行行政执法外包的，必须有法律和法规的明文依据。在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前提下进行执法外包的，发包方（委托方）和接受方（受委托方）必须签订行政协议，并向社会公告。接受执法外包的组织进行执法行为，必须以委托方的名义进行，并由委托方承担法律责任。

    （《法治日报》4.28 胡建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