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上的“外来妹”

    中国人餐桌上的外来物种各有来头，从它们的取名上，大概就能猜出其传到中国的年代。比如，“胡”系列食物，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

    “胡”，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或指地处西域的少数民族地区。“胡”的称呼盛行于秦汉，延续到隋唐及以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先后两次率团出使西域。张骞通西域自然是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原因，不过老百姓并不关心这些，直到十年或者数百年后，人们发现集市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来自西域的食物，或许会有人感叹一句：多亏了张骞……

    西晋名臣张华就是这样一位热衷稀奇玩意儿的人，此人出身名门（张良的第十六世孙），而且博闻强识，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他在书中说：“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沙葱、苜蓿、胡荽、黄蓝。”据说由张骞带回中原的农作物还有不少：胡瓜、胡豆、胡蒜、胡麻……

    胡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核桃，《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种，故以胡羌为名。”后石勒讳胡而改名为核桃。胡荽，学名芫荽，我们常称为香菜，其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博物志》记载说，“张骞使西域还，得胡荽。

    胡瓜，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瓜”，原产于东印度的西北部，《本草纲目》曰：“张骞使西域始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记》云：隋大业四年（608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胡蒜，即大蒜，区别于本土的小蒜，晋代郭义恭《广志》：“蒜有胡蒜、小蒜。”

    由西域传来的农作物除了“胡”姓，还有无花果、石榴、葡萄（蒲陶）、西瓜、菠菜（唐时传入中国）、胡萝卜（元时传入中国）等，而这些农作物中，除了胡萝卜传入中国年代很晚的缘故，其他几乎都被归为张骞名下。

    张骞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有一说一，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并不能简单溯源为“张骞带回”。由于古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地理名称和植物名称的迁移联想等原因，导致张骞和“胡姓”作物画上了等号，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张骞就这样“封神”，令人不得不好奇：假如张骞真的带回来那么多西域“土特产”，那么……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

    中国的“外姓”农作物中，“番”姓是另一大家族。唐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进入航海新时代后，一些美洲作物开始经由海上贸易辗转传到中国境内。由于这个时期人们把域外称为“番”，因此这时期引进的作物很多都以“番”命名。同时由于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高产的经济作物占了大部分，包括番薯（红薯）、番麦（玉米）、番豆（花生）、番椒（辣椒）、番梨（凤梨）、番石榴、番荔枝等。

    番茄的名称沿用至今，原生长在南美洲秘鲁，当地人称“狼桃”，15-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从美洲带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番茄都是欧洲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没人敢食用，因为据说这种看起来很好看的食物有剧毒。直到17世纪，有一位“作死”的法国画家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之后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结果当然是毫发无损，于是，番茄开始走上人们的餐桌。

    明万历年间的赵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植品》，是目前我国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献，书中记载，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了中国，称为“番柿”，后因它的颜色鲜红，来自西方，所以就有了“西红柿”的名称。乾隆二年（公元1738年），《台湾府志》记载“柑仔蜜（番茄在闽南语里的名称），形似柿、细如橘、可和糖煮茶品”。可见，清朝时台湾人眼中的番茄是可以煮茶喝的。直到清朝末年，番茄才真正成为食品走上中国餐桌。

    （《北京青年报》4.27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