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越剧

    ■陈荣力

    小时候，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30来元的工资，为了一家五口的温饱，一年中母亲有大半时间外出做零工。除了做零工，母亲又包下了全部的家务。忙，是母亲的生命语言。

    上小学时的一个冬日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正坐在天井的阳光下纳鞋底。母亲一边纳一边轻轻地唱着“小别重逢梁山伯，倒叫我三分欢喜七分悲，喜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悲的是我俩姻缘已拆开……”母亲还会唱歌？我惊呆了。母亲发现了我，歌声戛然而止。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越剧。在越剧被当作“封、资、修”销声匿迹的年代，从未听到过越剧的我，误把母亲唱的越剧当作平常的歌曲。

    之后，一年腊月廿五的晚上，母亲又小声地唱起了越剧：“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那时候，我对越剧有了个囫囵的了解。直到母亲唱完一个段落，我才开口。“妈，您会唱越剧？小时候学的？”“不，”母亲停了一会，“我是在上海学的。”“你去过上海？”像第一次听见母亲唱越剧一样，我又一次惊呆了。

    原来，出生在浙东四明山区的母亲，17岁即到上海给一家远房亲戚当保姆。那家亲戚对母亲不错，带孩子、做家务之余，偶尔带母亲去九星大戏院、大来剧场看越剧。母亲在上海待了六年，这六年是母亲最长见识的一段时光。年轻时这样的见识，对后来一直都是家庭主妇的母亲来说，不知意味着什么。

    2006年越剧百年诞辰之际，一家报社约我写一篇文章，我老是想起母亲为数不多的几次唱越剧，尤其是记忆中那个风雨如磐的秋夜。

    那是一个台风到来的秋夜。此前因受人诬陷，父亲被镇上办了不回家学习班。那天晚上，全家只剩下母亲和我二人。半夜时分，台风和暴雨的冲击中，我家二楼的墙破了一个比桌面还大的窟窿，顷刻间狂啸的风裹着瓢泼大雨卷入屋内。母亲像发了疯一样冲下楼去，寻找能遮堵窟窿的东西。最后在邻居的帮助下，窟窿勉强被遮堵上了，我也在疲惫中独自睡去。天亮时分，台风已经过境，欲醒未醒中我依稀听得母亲在另一张床上小声唱着越剧：“……问君有何疑难事啊，你快把真情说我听。官人呐，你若肩挑千斤担，我为妻分挑五百斤。”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怀疑这是母亲受刺激导致的行为失控。写文章时，这件事却让我对母亲当年的行为、对越剧，以及越剧对像母亲这样平凡的浙东女子的影响有了另一向度的思考。作为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剧的娱乐大众和情感教濡，相比于诗词、书画等，更具烟火气。对无数类似于或相异于母亲的江南女子来说，这既是源于地域的习惯和喜爱，也成了生活的寄托。

    （《文汇报》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