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体制应避免“快学者”偏好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类学者，一类学者善于辨识新的研究动向，能够抓住新的研究题目；另一类学者则不喜欢流行的研究题目，而是埋头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题目，这些题目也往往是长线和稳定的。在此，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快学者”，将后者称为“慢学者”。

    快学者往往得风气之先，所研究问题容易让人耳目一新，并能给人前景可期的印象，因此能引起较多关注。由于关注度高，便容易获得相应支持和资源。而慢学者的研究往往难以引起广泛关注。套用我们常说的“热门”和“冷门”的概念，快学者基本专注于热门题目，慢学者则偏向冷门题目。热门题目往往与当下社会经济需求相契合，所以容易得到学术之外的鼓励与支持。

    快学者的研究选题与现实关系密切，往往与大学的现实利益也有关联，所以他们的研究通常会得到相关管理者的重视，当然也会得到或多或少的支持。这些研究同时会给他们带来社会资本，增加其进入行政领导层的机会，所以快学者担任行政职务的概率较大。慢学者则不热衷于热门题目，其研究节奏也慢，很容易被管理者所忽视，更难以进入管理层。

    快学者在资源获取、发表、获奖和晋升等方面本来就占有优势，如果评价制度和资源配置体制也向其倾斜，快学者就如虎添翼、左右逢源，“通吃”型学者就出现了，他们成为集行政和学术资源于一身的领导型学者。而本来就容易被忽视的慢学者则会在体制中更加边缘化。两者间的自然平衡则无法保持，体制性的“厚此薄彼”破坏了学术秩序的健康状态，学术发展及知识产出就会“剑走偏锋”，失去其丰富性和全面性。

    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看重论文数量、经费数量，看重头衔、“领导批示”的做法显然都有利于快学者。而健康的科研体制则应当给予两类学者群体以大致平衡的发展空间，不宜有明显的制度偏好，并应当尽量保护研究取向的多样性。

    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是学术发展的基础，单一的制度倾向不利于学术的多样性，而学术的多样性首先是以学者的多样性为基础的。我们的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如果能够考虑到不同类型学者的特点，或许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4.20 陈洪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