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之君

    南唐后主李煜有两种身份，一是亡国之君，二是著名词人；宋徽宗赵佶也有两种身份，一是亡国之君，二是著名书画家。二人并非同时代之人，中间隔了一百多年。不同时代的人，就如身处同一舞台，演着同一幕悲剧。

    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醉心经籍与诗词，被称为“千古词帝”。这样的风雅帝王，可惜没赶上好时代，纸醉金迷间，北宋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尽管李煜不断示弱、退让，妄求苟安，但赵匡胤还是果断灭了南唐。

    宋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被俘送至汴京，苟活了三年。三年里，李煜“日夕以泪洗面”，受尽屈辱。最大的屈辱，莫过于自己的小周后，因貌美常被宋太宗召去侍寝，令其悲愤交加。此间，他以词令排遣忧虑、愤懑，抒发对故国的思念。这三年，是李煜最不幸的三年，却是词坛最重要的三年。李煜前期的诗词内容空泛、词风柔靡，而此后由于生活巨变，专书亡国之痛、故国之思，风格变得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在词史上，发挥了“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重大作用。

    没有亡国之痛，就没有流传千古的佳作，正所谓“国家不幸词家兴，赋到沧桑句便工”。李煜的这些怀旧词，流露出不降之心，令宋太宗赵光义十分气恼。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李煜四十二岁生日，他在住所聚会庆贺，并作了那首著名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命伎咏唱。赵光义闻之震怒，遂赐毒酒鸩杀。

    柏杨先生评价李煜，说他词学的造诣空前绝后，用在填词上的精力，远超过用在治国上。可见，李煜是一位命运错位的君王，他应该做一名专职词人，而不是皇帝。柏杨先生的话用来评价宋徽宗赵佶亦很妥帖，赵佶也是一位错位的君王，他本该做一位优秀的书画家。

    赵佶初为端王，吹弹、书画、声歌、辞赋，无不精擅。宋哲宗驾崩，在商讨继位人时，宰相章惇直言不讳：“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宋史》评价赵佶：“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就是这个轻佻的皇帝，导致了亡国的结局。在南唐被灭一百多年后，当年制造了李煜悲剧的赵匡胤不会想到，同一幕悲剧，在他后人身上重演了。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攻破汴京，赵佶被废为庶人。

    当了俘虏的赵佶，复制了李煜的生活，也靠诗词倾诉忧恨，抒发怀国之思。在押送途中，宋徽宗作词《眼儿媚》，怀念昔日帝王生涯：“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在尘沙漫天的荒漠中，抒发亡国之慨。又作《燕山厅·北行见杏花》，以花喻人，借杏花横遭摧残的命运写自己的悲惨生活。

    而赵佶在金国所受的屈辱，亦不逊于李煜。他的后妃多被金宗族夺占，六个女儿也做了金人的小妾。被押送至五国城时，赵佶得到了一次与女儿们相见的机会，竟然感激涕零，向金太宗连上两表叩谢。之后，本就不堪的囚徒命运，竟又遭亲生儿子的诬陷，赵佶深受刺激，从此沉默寡言，两年后，一病不起，终年五十四岁。赵佶和李煜一样，是对艺术有贡献的，他给后世留下了瘦金体、花鸟山水画。

    李煜从江南被俘至中原，赵佶则由中原徙往寒荒胡地，两个错位的亡国之君，一前一后，一路向北，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今晚报》3.15 姚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