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为什么作出加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其军部在内九千余人，奉命从驻地安徽泾县云岭向长江以北转移，1月6日，部队在途经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激战七昼夜之后终因寡不敌众，仅有两千余人突围，其余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项英名义上虽然只是新四军副军长，但他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而军长叶挺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项英实际上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

    项英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工人出身的高级干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之后，一开始，王明等人对项英并不满意，但项英很快对王明等人采取合作的态度，成为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加之项英在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很长时间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既得不到中央的及时指示也无法及时向中央直接汇报。

    皖南事变是抗战过程中国共关系问题上最严重的事件。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此问题上“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更为严重的是“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正)常的程度”。

    中共中央认为，项英之所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根本上是党性出了问题，因而，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强调:“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项英、袁国平“不服从中央领导”造成了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因此，加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党性，对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长期抗战就显得特别重要。

    为增强全党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此专题进行讨论，并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王稼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同王若飞合作，写出了《决定》的初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自此之后，“党性”一词被广泛使用，讲党性也就成了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

    （连载十三）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