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吴景超的城乡一体论

    今年3月5日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1901—1968）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吴先生在都市社会学、中国城乡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上贡献突出，其历史社会学研究亦颇具特色。主要著作有《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7）、《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8）、《中国经济建设之路》（1943）、《战时经济鳞爪》（1944）等。

    1947年，吴景超发表了一篇短文——《中国农村的两种类型》（收入《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下篇”，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全文不足3000字，却超越很多鸿篇大论。仅仅从这篇短文，我们就可以判断，在城乡发展问题上，吴景超真的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前瞻性社会学家”（语出吕文浩编《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编后”）。

    文中，吴景超对通常所谓的农村“自给自足”的说法，进行了简单的辨析，认为大部分农村是做不到自给自足的，普遍存在从外村、外县、外省输入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化以来，甚至需要从外洋输入。最重要的是，不能孤立地用单个村庄来看待经济的维持，必须坚持“中国一家，繁荣不可分”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两种类型的农村。远在七十多年前，吴景超就大声疾呼：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因为如果其他地方经济衰落，就吸纳不了多余的劳务，也购买不了外地的特产。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城乡一体的结论。发展都市以振兴乡村，是吴景超的基本观点。

    今天，我们对吴景超这一结论的理解，还是没有真正进入行动的层面，甚至还有被忽略的倾向；中国的城乡发展，在东部的某些发达地区确实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阶段，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一体化还只能算是一个口号，甚至还有城乡两极分化的现象。

    一方面是人财物的自由流动的障碍还是不小，比如城市社会服务没有对没有户籍的农村打工者开放，就不能算友好，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可能性就降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很难体现，更难兑现，因为农民的财产主要就是承包田和宅基地，而这属于集体资产，在个人或家庭作为市场主体的时代，这种主要的财产性收入如何兑现，是个不小的考验。

    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资源逐渐中心化，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中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人为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成本，使农民不得不付出看病、上学之外的其他费用（从中心学校周围的租房市场就可见一斑，甚至很多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还挟持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自重），结果是侵蚀了农村的利益，形成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

    （《中华读书报》3.17 王君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