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董小苹

    ■王安忆

    董小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声音叫我的名字。妈妈看见董小苹，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妒忌得要命。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将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时，我心中的怒气不由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我们四班都是没读过幼儿园的，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贫寒，而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此就集中体现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种“阶级分化”情景。董小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来到她家门前。开门是一条过道，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的客厅，一圈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我们做完了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我听了很怀疑，说党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并不是改变“成分”的意思。而她坚持说确实有可以改“成分”的政策。董小苹学习优秀，参加公益活动也热心，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总是不满意的样子，老师的态度也很微妙。

    六十年代后期，小学最后的一年里，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事情闹翻了，两人不再说话，形同陌路。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说了句“写的人是写他自己”。一个同学跳起来和她吵。吵到后来，在场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那个同学吵，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她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了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第二年开春，我们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过董小苹。她穿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向自己的教室走去，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后来，我去了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我现在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了。她信中还告诉了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我回信时便附笔向她问候了，不久，就收到了她附来的短信。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

    那年夏天，我去了她家。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她穿了旧衣旧裙，依然十分姣美，可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过后，我们就开始了漫长平淡的来往。她在很短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1980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我们互相谈了些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回到上海，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1975年底病退回来，直到1979年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

    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后来到了上海，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了准备。那年的考试又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她最终落榜。到了1979年，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成风，许多漂亮女孩嫁了洋人后移民，而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做仓库保管员，以业余时间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当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同走进校门时，谁会知道这个沉默的、总是怕引人注意的女生，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童年？而在一切被践踏与毁坏的日子里，多少强壮男人都堕落了，这一个柔弱的女生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不久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写家”的生涯。有时候，在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起来，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隔阂着，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我很喜欢在她那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十三平米的寓所，缩衣节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大雨滂沱的天气，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平静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

    1988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在日本，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寮长便说：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以及极度的自尊心。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之后，她起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才又生长起来的。

    （《成长初始革命年》译林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