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让毛泽东随队长征是防止他东山再起吗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后来著名的长征。与此同时，有一部分干部和部队被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过去长期有一种说法，博古因对毛泽东不满，原本没打算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在周恩来的一再建议下，出发前一刻才通知他随军行动，而当时被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牺牲比例很大，如果毛泽东被留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可能要改写。 

    近年有著述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并非博古让毛泽东留下，而是毛泽东自己要求留下打游击，主动请缨要留下来开创新局面，只是博古他们担心毛泽东一旦留下，项英就无法驾驭他，这样毛泽东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再搞成一个大的局面，到时候自成体系，尾大不掉，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毛泽东随队长征以便控制，让他失去根基。总之，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不管将毛泽东留下还是同意他随队长征，都与博古的私心有关。

    长征开始前后，党和红军最高决策与领导机关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出发时虽然有些匆忙，但“三人团”在主力出发前还是作了一定的准备，其中也包括确定随主力转移和留下坚持的人员名单。对于长征前夕重要干部的走留问题，李维汉曾有过回忆:“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李维汉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是这段历史的知情人。既然留人问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显然不是博古个人的决定。

    长征之时留下的干部与博古的关系可以说有亲有疏。其中固然有如瞿秋白、贺昌、何叔衡这样想随主力行动，因博古对其有成见而被留下者，但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同时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项英却与博古走得很近。

    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高级干部，确实有相当多的人牺牲，如瞿秋白、贺昌、刘伯坚、何叔衡、梁柏台、毛泽覃等，而随队长征的高级干部包括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被称为“长征四老”，上述四人加上何叔衡被称为“中央苏区五老”)这样年龄较大者，都平安到达陕北。于是人们也自然产生了瞿秋白这样的有病、体弱之人如果随队长征，也可能不至于牺牲的联想;反之，如果毛泽东留下没有随队长征，其结局也许与瞿秋白一样。

    当然，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也并不等于一定会牺牲，作为中央分局成员的项英、陈潭秋、陈毅、汪金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就坚持下来了。可以说，不论是参加长征者还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者，都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

    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一批部队和干部坚持游击战争是必要的，也正是这批人留下后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留了南方的革命火种，才有了后来的新四军。

    博古曾反省，应当将那些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人多带出一些，以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正是博古要“负责”的地方。但不能简单地说凡是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都是博古、李德不喜欢并要排挤之人，甚至是要乘机排除异己，利用长征将他们当包袱甩掉，更不能如有的文章所说的是“博古设阴谋，借蒋介石之手除政敌”，是“借刀杀人”。虽然博古等人与毛泽东有认识上的分歧、有情感上的隔膜，但他们之间毕竟是同志而不是敌我。

    毛泽东在谈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时曾说过，“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这是研究中共党史一条很重要的指导原则。如果将历史上的党内矛盾都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损党的形象。    （连载七）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 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