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赛先生”和“修先生”

　　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被五四先贤牢牢捆绑在一起，作“并重”式的膜拜。为什么偏偏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他俩呢？

　　破题：为何是他俩？

　　1919年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新青年》这个“精神股份制”的刊物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在胡适和陈独秀为杂志是留在北京还是南下办刊的争论过程中，北京同仁眼见大势已去，一度很有醋意地说“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钱玄同语，虽然说“断不在乎”，其实很在意）。1923年10月，胡适也曾以当事人的视角来描述《新青年》不同凡响的地位：“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有人称《新青年》是“天下第一刊”，而这个启蒙刊物何以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字招牌”，这还要从他们所倚重的“德”“赛”二字说起。

　　要知道，早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就发出了严正敬告：“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陈独秀便历数士农工商医各界不知科学的短板与害处，最后得出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科学、人权（民主）一开始就是作为不可分割的“同条共贯”驱动文化运动的：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德、赛两先生，看似风马牛的两样东西为何演绎成了难分难舍的关系？

　　心同此理：启蒙的出发点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看权力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分两种，一种是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种是求制度上的防范。”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还是希腊的柏拉图思想，“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往往是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作为统治者这种追求‘圣王’和‘哲王’的观念”。即是说，让当权者弃恶扬善、弃暗投明。而另一种应对“幽暗意识”的设计则是行之有效的科学与民主。五四时期，科学、民主作为观念引进来的时候，尽管不乏“内圣外王”的逻辑构成——谁掌握了科学，谁掌握了民主，谁就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思想纯粹的人，大有一种新内圣外王主义的气质，但在烛照意义上说还是功莫大焉：科学就是烛火，科学传引光明，能把人们从黑暗中救出。

　　五四时代也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新青年》引爆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借助二位先生，以“烛照”的方式，照亮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们。

　　一部西方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萃取“德”“赛”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先驱的启蒙路径算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尽管话说得有些过头，但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德先生、赛先生何以天造地设之配位本因。

　　如果说共同的敌人是两先生联袂携手的外因，那么二者内在质的同一性又是两者胶着的根本所在。应该说，公共性、透明性、普遍性以及被质疑性乃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这样一种属性也就是公开说理。老舍《茶馆》第三幕里有句借助常四爷说出的著名台词：“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讲理”社会的到来，这是一个从旧社会中走出来的普通民众的心理，也是普天下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与诉求。

　　理性而不是“唯”理：勿忘“修先生”

　　但时间过去一百年，我们也不能不有新的思考。新文化运动者在将德先生、赛先生作为菩萨来救治中国于水火之中时，也有不可避免的偏颇，带来现代性的“隐忧”。包医百病心态下的“科学万能”以及一劳永逸心理下让“民主”扛起所有问题的不切实际的重托，很容易让“两先生”超负荷运转，相伴的是现代性的剑走偏锋。

　　不言而喻，“赛先生”的走红，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陈独秀、胡适以及“《新青年》派”知识同仁。走进“五四”的舆论世界，我们叹服于他们的“推销”水平。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超常规造势能力的发挥，捧红了“德”“赛”两先生的同时，也让人文学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看到，“人文”（human-ism，我们可称之为“修先生”），每每被“《新青年》派”遗忘，甚至被踩在脚下。人文，本应与科学形成必要的张力以维持平衡，但在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时代，这样的平衡轻易地被打破了。

　　感悟、直觉、情感、信仰这些具有精神性的质地都是人文学科的禀性，尤其是东方文化之中庸、仁道、内敛、博雅等淑世底蕴，在最后，都被以“眷属”的名义株连了。本应走在阳关大道上的科学，却在启蒙的平台上走上了一条唯科学主义的狭窄小巷。（梁启超：《非“唯”》，《教育与人生》，第20期，1924年3月3日）

　　将唯科学主义和唯民主义合起来看，应该说，两者都是“唯”的问题。在这里，科学之排人文，犹如民主与法治之距离的疏远。说穿了，法治文明乃是五四那一代人未能企及的现代标杆。这也是了梁启超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专门撰文“非‘唯’”的原因（梁启超：《非“唯”》，《教育与人生》，第20期，1924年3月3日）。民主的真意，并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定律，而在于人人遵守已经为大家公认的原则，在有不同意见或纷争时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人人讲理来解决。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话儿：“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无死角、无例外、无特权之后，才有可能走进法治的世界。

　　（本文据作者日前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整理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马诗雯，发表时有修订和删节）

　　（《中华读书报》2.24 张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