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怎么产生的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王明（又名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开始，王明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是表示拥护的。可是，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批评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全盘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成绩。

　　王明一看有机可乘，一改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态度，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四处活动。这年11月底，王明写出《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在这本小册子里，王明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王明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并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王明的这些错误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要求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六届四中全会前，米夫包揽了会议的重要筹备工作，包括四中全会决议的起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的拟定等等。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极力宣扬《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了“立三路线”，并指名道姓地指责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政治局委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向忠发仍为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王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同年3月28日，鉴于张国焘要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王明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向忠发虽然是主席，但他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及实际能力，都决定了他实际上并不是中共中央真正的主要领导人。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虽然仍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但因为他与瞿秋白共同主持了三中全会，因而在四中全会上不得不检讨了所谓“调和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很难开展工作。而王明不但在领导职务上成了政治局常委，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张国焘虽然也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在四中全会后才从苏联回国，而且这年4月就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时间没有多久。因此，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管王明是否主持过中央政治局工作，这一段时间，王明都是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

　　王明前往共产国际工作后，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是博古，但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8月又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成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虽然不在国内，但对中共中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博古与王明思想观点接近，后来在负责中共临时中央工作时，博古也积极地贯彻王明的主张。

　　此外，在后来著名的延安整风中，博古对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作了检讨。而王明却始终未对自己的错误作过深刻的反省，并且还搞过一些小动作。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这样的表述。自此之后，党史著述将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的这4年时间，称之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的时间”。

　　（连载六）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 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