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

　　“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已暂时处于低潮，党内一些人却主观地认为革命形势“一直高涨”，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确定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暴动总策略，不顾客观可能盲目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实行极其残酷的大屠杀，在党内有些人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因而在起义过程中不注意政策与策略，一味地采取烧杀政策。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党内一度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使革命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已经具有全国性武装暴动的条件，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就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农村包围城市是“极其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等人还制定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要求力量还相对弱小的红军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甚至还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执行“立三路线”的过程中，红二军团由一万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并丧失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由六千多人减少到两千人，丧失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白区党的力量也遭受严重损失，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这本是可以避免的损失。 

　　以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为标志，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全党。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原本仅是一般干部的王明竟然摇身而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实际操纵者。王明等人为了推行其“左”倾路线，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开展所谓党内斗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他们看不到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甚至提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并且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到敌人更大的破坏。长期坚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于屡遭敌人的破坏而不能在上海立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进而在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之下，肃反严重扩大化。在土地政策上，将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消灭富农的政策套用到根据地，在清查所谓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下人为地将中农拔高成富农，富农上升为地主，扩大了斗争对象。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贯彻 “左”倾教条主义甚为积极，而且排斥异己，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并且被胜利冲昏头脑，竟然认为国民党军已是不堪一击的“偏师”，盲目轻敌，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这次“围剿。

　　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坚持其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方针，采取错误的肃反政策，同样犯了扩大化错误，造成根据地和红军严重的内伤。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先是轻敌冒进，后又消极防御，致使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被迫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转战到黔东地区。

　　1933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中央红军已发展到了8万人，如果策略和指挥得当，是有可能粉碎这次“围剿”的。但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将红军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李德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采取“以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先是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进攻受挫后，又分兵把守，与敌人拼阵地战。虽然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苦战一年，终未粉碎敌人的“围剿”。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开始走上漫漫长征路。到1934年12月渡过湘江后，全军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之所以连续出现“左”倾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那些犯过“左”倾错误的人，本质上都是革命者，而且都希望革命更早些胜利。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样也才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缺乏革命斗争的历练，但由于他们能说会道甚至会写，因而能在党内崭露头角，迅速进入中央领导层。由于他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不注重基本国情的掌握而机械地把俄国革命的模式搬到中国，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同时也应看到，党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由于对右倾错误已有切肤之痛，对右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认识深刻，而对“左”的危害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连载五）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