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走出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人刚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将夺取中心城市作为目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以夺取城市为目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最初也是打算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向长沙进军时,一度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预定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点。在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部队进入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伟大探索。
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随后,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到1928年秋冬之际,井冈山的斗争已经坚持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必要对一年的革命实践做一点回顾总结。为此,毛泽东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在这两篇文章中,虽然还没有把农村作为革命的中心,但已经对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肯定。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成功地解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党员和红军的来源大部分是农民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这就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初步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两个重要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爆发之初差不多都以夺取城市为目标,但是,敌强我弱的形势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而城市又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因此,起义军多数未能实现夺取城市的目标,个别的武装起义虽然一度占领了城市但也无力坚守,只得放弃。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只能将起义军转入农村,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先在农村积聚力量,待有条件时再进攻城市,这实际上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然,走上这条道路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党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连载四)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 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