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究竟是谁的责任

　　关于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的探讨，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就存在着激烈争论。按照党史界的传统观点，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致。

　　近年来，对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过去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有失公允。陈独秀曾经犯了右倾错误，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自身的理论准备不足有关，而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

　　那么，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是否存在右倾错误的问题？如果存在右倾错误，其与共产国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陈独秀本人又有着怎样的思想认识呢？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1925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这样的“干预”，必然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积极的与消极的两方面的影响。

　　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未必很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也就难免出现瞎指挥。实践证明，由一个国际指挥中心遥控各国革命的办法并不成功。

　　共产国际虽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在中国革命中不能发挥国民党那样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并且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共产国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的任务，主要是帮助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届时才可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即革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俄国革命就是这样搞的，中国革命也只能走这条路。

　　这个观点很快被陈独秀所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所以，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当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步步退让，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同国民党合作，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帮忙，如将自己联系到的优秀青年介绍到黄埔军校，派共产党员到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就是不去争夺领导权，更不懂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要靠斗争才能取得。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为了不因工农运动而刺激国民党右派，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共产党的妥协退让，坚定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决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份也相继“清党”，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8日，蒋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粉墨登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武汉悍然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一样，在“宁可枉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大搜捕、大屠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在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对逐步演化为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在领导权的问题上一再迁就退让。而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又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教条主义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

　　（连载三）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 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