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艺术家朋友圈

    徐悲鸿生于乱世。他的父亲徐达章是江苏宜兴屺亭桥一位乡土画家，有着很深的国学和绘画造诣，忧国忧民。严格的家教，加上深陷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使得徐悲鸿一出世便形成了悲悯性格——将他的名字“寿康”改成了“悲鸿”，从而将自己的命运与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徐悲鸿没有进过官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少年也曾锥刺股”。在父亲的教诲下，两岁半开始识字，六岁便能念诵诗书，每日诵读数段，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执笔研习书法。徐达章虽然早已看出了童年悲鸿在绘画上的灵气，却想让他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再学绘画。徐悲鸿不负父望，从儒家经典入手，打下的坚实国学基础，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成名之后的代表作《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徯我后》《愚公移山》《山鬼》等，无不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对儒家学说的透彻理解，是很难完成这些巨制的。

    徐悲鸿在自学成才的道路上无疑充满着艰辛，14岁时，屺亭桥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患，粮食绝收，生灵涂炭。他便跟随父亲流落宜兴乡间，以给人画肖像、神像、山水、花鸟动物，刻印章、写对联，收取薄银，养家糊口。由于长期在外飘零，过着落魄的生活，1909年冬天，徐达章身染疾病，全身浮肿。在颠沛流离中虽也求医问药，可仍然不见好转，无奈年底便返回故里。父亲卧床，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少年悲鸿身上。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辍自修，并负笈入宜兴中学半工半读，课余常为同学、同事及亲友绘制肖像、中堂、扇面，且分文不取。

    1915年6月，徐悲鸿辞去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和宜兴女子学校三校的教职后，便收拾行装再赴上海。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徐悲鸿由于绘制仓颉像的成功而圆梦哈同花园——进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准备出国留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康有为、王国维、陈三立、蒋梅笙等知识渊博的国学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这无疑提升了他的人生起点。

    徐悲鸿终于获得了赴法留学的官费名额，可求学的道路并不平坦。他的第一任妻子徐周氏病逝后，蒋碧薇与他私奔赴日本游学，继而开始了陪伴他八年的法国留学生涯。他用一个人的官费奋力支撑着两个人的生活。由于国内战乱不断，官费往往不继，他只能饿肚子坚持作画，致使他患上了携带一生的胃疾。最后，他和蒋碧薇完全断炊，他不得不两次东渡新加坡筹款，不然，就会流落巴黎街头。

    1927年，徐悲鸿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并与田汉携手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兼美术系主任。他说：“我的教学为第一，书法为第二，绘画为第三。”可见，他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放到了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说，他把美术事业的发展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然后才是个人创作。

    迄今为止，在我们民族的绘画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大师能像徐悲鸿那样在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中，百折不挠地发现、培养、团结了那么众多的艺术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艺术教育。这些艺术家有一百多人，如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吴作人、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宗白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盛成、常书鸿、滑田友、陈子奋、李桦、艾中信、董希文、罗工柳、尹瘦石、王式廓等。

    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作为白面书生的徐悲鸿，毫不犹豫地挺起他那单薄的脊梁，将生死置之度外，奔赴新加坡进行筹赈展览，将获得的数百万计的资金用来支援抗战；为了保护南京古城墙，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与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蒋介石较劲；为了营救田汉，他居然卑躬屈膝忍辱负重，与自己不喜欢的持不同政见的张道藩、叶楚伦进行百般周旋。    

    在近现代绘画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情感深处遭遇过徐悲鸿那样的苦难，而且将自己的苦难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忧国忧民；更没有人像他那样“生性拙劣，爱艺术入骨髓”，川流不息，给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艺术珍品，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素质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光明日报》2.4 冯苓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