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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意识到中国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太陈旧，应当用新制度将其取代，试图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拯救中国。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走的都是这条道路，但实践却证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这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什么好制度，甚至是个坏制度，但取代它的好制度是什么、怎样才能建立，人们并不清楚。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过去的老路无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的痛苦之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十月革命的结果，走出了一条人类从未走过的新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当时正在苦苦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出路的人们来说，如同在黑暗中发现一束光，看到了国家和民族新的希望。
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都完全不同的崭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就在于俄国的先进分子组织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使革命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将广大的工农大众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很显然，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俄国社会主义的成功，这自然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的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之前，虽然各式各样的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主义和学说已经传入中国，但这些主义和学说对未来社会的构建，都是理论家纸上谈兵或小说家幻想式的描述，没有当然也无法转变成客观的现实。马克思主义与别的社会主义流派不同，它不但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和科学的学理分析，而且可以转变成客观存在的现实，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成为最好的例证，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由此而生。
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俄国的。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同年8月，他还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刘少奇也回忆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自然离不开一批革命先驱者不遗余力的宣传推介。1918年底，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10月、11月，他又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也先后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都曾产生广泛的影响，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党，德国、匈牙利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曾一度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马克思主义最终没有成为这些国家思想的主流，而在离马克思主义诞生地遥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严密的科学性，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大的关系。艾思奇曾就此做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不只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正是因为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思想共鸣，诞生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不变的信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扎下根来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连载二）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 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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