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把中国共产党人称颂为“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虽然他不是共产党人,却把很多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视作“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的同道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结交的共产党人有60余人,他们的交往与异曲同工的文化选择,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难忘的红色记忆。
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
1918年1月,鲁迅加入《新青年》编委会,并于同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这一笔名登上文坛。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相知,就与共同参与《新青年》杂志编委会的工作有关。
虽然《新青年》内部曾有过拉帮结派的现象,但据鲁迅所知,李大钊“绝对的不是”。鲁迅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现存的鲁迅藏书中,还保存着李大钊编的三期《政治生活》杂志。
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鲁迅交往较多,还是最早敦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的人。1920年9月,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后来,鲁迅提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与左翼翻译
翻译与写作,是两种不同的劳作。在鲁迅看来,翻译是输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他一生共翻译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约300万字的著作,和他自己创作的字数接近,或可证明其对翻译的热情不亚于创作。在鲁迅的译作中,有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和苏俄革命文学,在鲁迅的“红色朋友圈”中,也不乏这样的“同道者”。
早在1920年,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的这一年,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陈望道就把他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周作人晚年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
1931年,瞿秋白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鲁迅从冯雪峰处听说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亲切地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现存1700多封鲁迅信札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谈中,瞿秋白经常把自己构思的腹稿讲出,征求鲁迅的意见,经修改补充,由他执笔,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两位好友的观点相近,风格近似,有时候连鲁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文稿。
那时候,由于瞿秋白夫妇从事革命工作,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仅无私关怀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1932年到1933年间,鲁迅先后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在自己的寓所避难。
林伯渠曾说过:“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铁流》的。在长征途中,这是大家抢着要看的书,因为它鼓舞着大家去完成艰苦的长征。”无论是这本《铁流》,还是它的中文译者曹靖华,都与鲁迅有着不解之缘。
1925年5月8日,受《阿Q正传》俄文版译者华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的委托,曹靖华与鲁迅联系翻译中的具体事宜。1925年底,曹靖华加入鲁迅、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等人发起的文学社团“未名社”。
1931年曹靖华在列宁格勒期间,应鲁迅约请,译成了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靡维奇的反映红军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斗争的长篇小说《铁流》。他把译稿寄给鲁迅,鲁迅亲自校对。为了求得译稿的准确,他们不厌其烦地往来书信二十余封,多次修改、校正。鲁迅还请瞿秋白翻译长序,并自费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
鲁迅与左联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左翼作家联盟中,有很多进步青年作家,例如丁玲、叶紫、黄源、聂绀弩等,他们无不接受过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关怀。
1931年2月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等左联五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鲁迅在悲愤中,写下一首旧体诗,痛悼战友。
在左联五烈士中,和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柔石,他是鲁迅“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对自己心目中的柔石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柔石初到上海时,经济拮据,无法安心创作。鲁迅多次资助柔石,还让出自己的《语丝》主编职务,介绍柔石接替做主编。柔石牺牲后,鲁迅马上捐出一百元,还亲自替柔石的家属索要版税。对于柔石身前身后的资助,鲁迅自己估计就有“一万元左右”。
(《光明日报》2.1 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