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秩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刑法来规范与货币相关的行为,同时用刑罚来惩罚涉及货币的犯罪行为,甚至以重罪予以打击。
但是,私人数字货币犯罪在我国现行刑法规制上存在现实困境。首先,现有货币类罪名难以规制私人数字货币犯罪。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看,涉及货币犯罪的规定有5个条文,均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151条,第170条至第173条。然而,因为私人数字货币的特殊性,这些规范根本无法适用。
目前,从法律概念来看,货币犯罪构成中的“货币”仅包括本国或外国的法定货币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或贵金属纪念币。当前我国有关货币犯罪的规范无法适用于利用私人数字货币实施的违法行为,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使用处于刑事监管的空白地带。因此,需要对现行刑法的相关规范作出调整,将上述这些仍然游离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外的私人数字货币行为及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建构并织密织严私人数字货币犯罪的刑事法网。
其次,现有刑法难以规制私人数字货币融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然而,国内通过发行代币形式包括发行首次代币进行融资的活动却仍有存在,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从现有刑法规范来看,现有金融类罪名有: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关金融诈骗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等。但是,从这些罪名的构成要件看,均难以适用于上述私人数字货币融资行为,难以对通过私人数字货币从事非法金融的活动进行有力打击和有效规制。
私人数字货币犯罪属于新型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会给国家的货币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对私人数字货币犯罪进行刑法规制,及时完善刑法漏洞,是当前治理私人数字货币领域各种问题的首要任务。擅自发行货币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使国家重大利益处于危险和内外威胁的状态。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规制未经允许擅自发行数字货币的行为,应当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增设擅自发行数字货币罪。在具体的法定刑配置上,考虑到擅自发行数字货币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当配置比伪造货币罪更重的法定刑,以便实现罪刑均衡。
(《检察日报》1.14 曾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