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下简称《火种》),是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的新著。
100年前,“中国该向何处去”的疑问萦绕在每一位爱国人士心头,《火种》就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线索,写清楚这个“寻路”的过程,写清楚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历史,抽丝剥茧地反映共产党人如何应对国际与国内、外部与内部矛盾,如何在众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党派中脱颖而出,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找到中国复兴的道路。
教训反衬正确道路得之不易
记者:回溯这段寻路的历史,带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
刘统: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方向和路线决定一切。大量的教训,反衬出正确道路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举个例子。要革命,首先要生存。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革什么命?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是一开始就能让全党接受的。
瞿秋白的临时中央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从1927年到1934年,让各地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数百次武装暴动。结果呢?几乎全部失败了。暴动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群众支持,暴动后到哪里去,国民党军队来了怎么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共产国际都没指示,临时中央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在上海的洋房里下命令。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白白牺牲,各地党组织相继受挫。在此过程中,唯独毛泽东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保全了朱毛红军。毛泽东当时走的路,看起来很不正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毛泽东一直痛恨洋教条,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从亲身经历得出的经验。
记者:时代就像一列火车,不断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为什么最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成功?
刘统:革命者和革命家是不一样的。革命家必须具备5个特征:是一个理论家,能创造正确的理论,指引方向;是一个组织家,能团结大多数,建立党组织;是一个实践家,能理论联系实践,制定灵活有效的政策;是一个军事家,会指挥打仗;最后一点,必须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哪怕在党内外受到严重打击,也不消沉、不逃跑、不叛变,而是坚持到底。
对照这5点,陈独秀就存在一些毛病,比如使性子,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这样是走不到成功那一天的。还有陈公博,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逃跑了,那也走不到底。但是,我在书中没有否定任何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而是都给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最先把马列主义引入中国、提供《共产党宣言》原版的是戴季陶,尽管他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而蔡元培,尽管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教育家,但在1927年4月,他也向蒋介石提出了“清党”的建议。此外,他去法国批评勤工俭学的学生,也让蔡和森等热血青年大受打击。我不会只看一个人的史料,还会看其他人的来相互印证。《火种》是我的个人著作,我想凭一个史学家的良心,记录这段历史,不刻意拔高谁,也不刻意贬低谁。
这本书赶上了好时代,很多档案都解密了,很多问题都放开讨论了,这让我有了用武之地。中国共产党走过10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它的成功一定是有原因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
刘统: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促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但是要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事情。共产国际需要中国革命运动尽快扩大发展,于是主动谋划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率部叛乱,让孙中山元气大伤。他总结失败的教训:依靠军阀干革命,终归是没有出路的。而陈独秀写文章、编杂志是好手,对于领导一个党却不在行。仅仅半年,建党的两位骨干李达和李汉俊就和他闹翻,相继离去。这样,国共合作的契机出现了。这不是单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第一次国共合作,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的平台,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迅速发展壮大,开始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通过黄埔军校,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军事人才。但是,共产党的壮大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白色恐怖时代随即而来。国共矛盾是必然的。因为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革命性质和大方向的根本对立,预示着国共早晚要分家,而农民和工人运动成了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索。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没有变过。
创作用通俗的语言,而非网络语言
记者:《火种》中有没有用到一些新史料?
刘统:不仅使用了新史料,而且是大量使用了新史料。比如2018年才公开的很多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料,还有北京市档案馆新公开的一批史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组织翻译了一批来自日本情报机构的资料,我也用进去了。为什么一大才开,特务就来了?看了日本情报机构的资料就明白了,马林受到了国际刑警的监视,他来到上海后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
记者:这本书的定位是“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党史读物”,读下来的感受确实如此。虽然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但因为故事生动,语言平实,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
刘统:我写了大半辈子书,心得就一条,书是写出来给人看的。你把学问搞那么高深,谁看?争取更多的读者,应该是写书人的追求。但是,我用的是通俗的语言、大众的语言,而不是网络的语言。我不反对有些人用网络语言来写历史,但我不会这么做。如果说我的书比较可读,那是得益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读毛泽东的书,学习他那种用通俗语言把道理讲明白的功力,他的文风深深地影响了我。
(《解放日报》1.23 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