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凡尔赛学”由网友小奶球开创,她最初留意到这种现象是因为朋友向她吐槽,有人每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高端”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淡淡”的优越感。小奶球在接受采访时说:“就想用这个词来嘲讽那些人,他们无疑就是想用一种‘朴实无华’的语气来表达高人一等的感觉。”
“凡尔赛文学”自其诞生之初就带着嘲讽内涵。在这一嘲讽的共同体中,作为被嘲讽对象的“凡尔赛人”本身似乎并不重要。
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验——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忽然觉得自己其实从第一次见面就已经爱上了他,而当你不再爱这个人,就会感觉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爱过他,过往种种只是误解和错误。齐泽克将这种运作称为“回溯”,即当现实形成的一刹那,过去被“回溯”地构成了。
同样,“凡尔赛文学”并不先于对它的嘲讽而存在,这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先后,而是“回溯”层面上的构成。我们发现,如今对“凡尔赛文学”的嘲讽愈演愈烈,已经完全超过了现象本身。当对一种现象的批评远远大于现象本身的时候,这种批评也就成了一种新的现象,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症候。“回溯”的“凡尔赛文学”意味着,正是出于对“对炫耀的嘲讽”的需要,“炫耀”才回溯性地出现了。当一个炫耀的人被成千上万嘲讽的网友围攻时,真正的社会症候不再是炫耀,而是“对炫耀的嘲讽”这一解构本身。为了实现这种嘲讽,“炫耀”反而成了为了嘲讽而出现的东西。炫耀的共同体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嘲讽的共同体。
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凡尔赛文学”的第二个独特层面了——为什么遭解构之后“凡尔赛文学”并未消失?
心理学家发现,有的人生病后明明身体已经康复,却仍然认为自己病入膏肓,夸大自己的疾病和痛苦,这种症状被称为“孟乔森综合症”。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晚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得到恰当阐释时就会消解,但是拉康发现,有一些症状即使得到了阐释也不会消解,于是他发明了“圣状”一词来指代这种无法消除的症状。
在孟乔森综合症中,患者往往通过夸大疾病来博取同情。同样,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圣状”作为症状本身不再重要,关键在于“圣状”为患者博取的其他东西,而正是这种东西让患者宁愿饱受“圣状”的折磨也要维持它。
遭遇解构也不曾消失的“凡尔赛文学”不正是一种“圣状”么?人们宁愿不断创作“凡尔赛文学”,哪怕是展示自己羞耻的“凡尔赛史”,也要维持作为解构的嘲讽本身。“没有炫耀创造炫耀也要嘲讽”,嘲讽作为人们享受的根本内核,支撑着“凡尔赛文学”再创作的狂欢。作为“圣状”的“凡尔赛文学”通过保持嘲讽的解构性距离,将我们同无法直面的阶层差异之创伤隔断开来。
在最早介绍“凡学”的文章《“凡尔赛文学”:关于身份与财富的想象》中,被采访者阿树说:“最初看到某上市公司老板女儿的朋友圈时,一下就判定其为‘凡尔赛人’。持续观察之后,发现那些也许只是对方的日常生活,而自己觉得离奇只因不属于那个圈子。”在这篇文章里,“凡尔赛”现象的本质已经露出眉目。就像阿树所说,“凡尔赛文学”的前提是对自己所不熟悉生活圈子的预设立场。
然而,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所呈现的生活是真是假,是日常表达还是“凡尔赛”炫耀。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他人的日常表达还是“凡尔赛”炫耀,对“凡尔赛文学”的嘲讽和解构依旧是一种社会文化症候。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娱乐的功能就在于“阶级差异的平等化”,它让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获得相同的平等感,最终使得人们“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对“凡尔赛文学”的解构狂欢本身不正是这样一种娱乐么?人们拼命抵制“炫耀”,坚守“内心的真实”,不正包含着对阶层差异的不安和恐惧么?当我们努力解构“凡尔赛文学”时,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价值上的不平等也同样被解构了。
(《社会科学报》1.14 周思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