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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宋时期文章鼎盛、诗歌繁盛，开创了一代文风。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谢灵运和范晔。前者是著名的诗人，后者是著名的史学家，都在各自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懂政治却偏要参与政治，结果都因卷入朝堂斗争而死于非命。
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承袭康乐公的爵位，自幼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被誉为“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
刘裕建立宋朝后，将东晋册封的爵位都降了一级，谢灵运也因此降为康乐县侯。虽然也担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等官职，但由于性格偏激，常常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因此大体被朝廷视为文人，没有赋予什么实权。可谢灵运偏偏以栋梁之材自居，自认为有能力参与国家大政，因此难免有怀才不遇之感，常愤愤不平。
刘裕去世后，刘义符即位。顾命大臣徐羡之等对谢灵运很头疼，便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借口，将其外放为永嘉太守。永嘉山灵水秀、名胜众多，应该是很对文人的胃口。远离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对谢灵运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谢灵运知道自己是被排挤出来的，所以干脆纵情于山水之间，游遍了当地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后来，他干脆不顾亲友劝阻，称病辞去了太守的职务。他的声名也因此大振，“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刘义隆即位后，诛杀了徐羡之等人，征召谢灵运入朝为秘书监，不久提升其为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虽然给了很高的政治待遇，但刘义隆大体还是把谢灵运当成侍从文人，并未真正让他参与朝政。谢灵运见状心怀不满，经常称病不上朝，实际上是“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刘义隆自然非常不满，便暗示他自己主动辞职。谢灵运倒也干脆，上表称病。得到批准后，谢灵运便回到会稽，同亲朋好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
谁知，会稽太守后来向朝廷上书，指控谢灵运企图谋反。刘义隆没有深究，而是将他调任临川内史。谢灵运到任后依然放荡不羁，结果又遭到弹劾。朝廷派使者去逮捕他，他竟然兴兵反叛。被捕后，被判流放广州。
不料，到广州后，谢灵运再度被人控告谋反。最终，刘义隆下令将其处死。《资治通鉴》在谈到这一结局时说：“（谢）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
范晔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还通晓音律。但他同谢灵运有一样的毛病：恃才自傲，放荡不羁。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落葬当晚，范晔竟同亲友一起饮酒作乐、大肆喧哗，结果被贬为宣城太守。官场失意后，范晔干脆潜心著书，整理编纂了《后汉书》。
刘义康长期大权独揽，引起了刘义隆的猜忌，遂将其外放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见此状况，有人竟拉拢包括范晔在内的朝臣，密谋立刘义康为帝。
刘义隆得知后，下令将范晔逮捕问罪，还当面质问：“亦知卿意难厌满，正是无理怨望，驱煽朋党而已，云何乃有异谋？”范晔不得不承认“负国罪重，分甘诛戮”。
《资治通鉴》引用南朝史学家裴子野的评论，说范晔“忸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则对谢灵运、范晔作出了“雕虫之士耳”的评价。
（《解放日报》1.19 殷啸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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