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故宫的缘

    2020年12月8日，既是北京紫禁城即故宫建成600周年，又是明北京城建成600周年。其根据是，《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戊辰（初四日）即公元1420年12月8日记载，永乐皇帝在北京紫禁城新落成的奉天殿（今太和殿）暨殿前广场举行盛典，向天下、向臣民、向外国使臣等宣告：北京的都城、郊庙和皇宫，“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今已告成”。这就表明，明紫禁城和明北京城建成于1420年12月8日，到2020年12月8日，为600周年。当时是同时兴建三座城，即宫城（皇宫）、皇城、京城，这三座城同时告竣，奠定了今北京城的格局和基调。

    故宫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北京故宫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所以说，明北京皇宫和明北京城建成600周年，是中国文化史，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2012年到2020年，我通过电视、网络和图书等形式，讲述故宫的历史、建筑、艺术、人物和精神。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研究故宫并写故宫、讲故宫？

    实际上，我与故宫有着特殊的缘分。这种缘分，概括说来，有五种：这就是情缘、地缘、学缘、人缘和机缘。

    情缘

    我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半山半海的小乡村，曾祖父、祖父、父亲、兄长四代先后到北京谋生。老家有一句民谚：“为人不上京，等于白托生。”清代、民国初年进京打工多不带家眷，老了落叶归根。他们每一年或两年回乡探亲一次，自然要讲北京、讲皇宫的故事。祖母很会讲故事，特别会讲宫廷的故事，那时我便对故宫产生浓厚的兴趣。1949年北平解放之初，父亲带我第一次走进故宫，终于圆了我的一个童年向往故宫的梦。

    地缘

    我到北平后，住在北新华街北口，今北京音乐厅旁边。那里同故宫、中南海、中山公园（社稷坛）、天安门、文化宫（太庙）等只有长安街的一街之隔。我上中学在南长街南口路西的北京市第六中学，那里是清朝升平署的旧址。学校同故宫也只有南长街的一街之隔。我们一度就在天安门广场上体育课，还参加了修整天安门广场的义务劳动，并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们经常徜徉在天安门、故宫、社稷坛、太庙甚至中南海。我们学校的老校工徐沛霖曾做过皇宫侍卫，学校北边的会计司胡同里住着清宫老太监，我曾经多次听他们讲过故宫和清朝的往事。这些都成为后来我研究故宫所特有的地缘。

    学缘

    学，既指读万卷书，也指行万里路。我学清史，因清承明制，也涉猎明史，我还研究北京史、满学，而以上这些学科的一个重要的交叉点，就是故宫。所读的文献、档案、文集、笔记、碑刻、宫史等，多与故宫有关。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经常去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后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案、看文献、开会、考察，总算有千次之多。我也写过研究故宫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故宫姻系中的北京“三山五园”、沈阳故宫、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南京明宫遗迹、故宫文物南迁四川乐山安谷旧址、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其山洞文物地库、台中雾峰北沟防空洞文物库房遗址等，我都多次去参观考察，并结识许多跟故宫有关的学界师友。这些使我与故宫结下深厚的学缘。

    人缘

    因学缘，结人缘。跟故宫相关联的学术团体，如北京史研究会、清代宫廷史研究会、北京满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古都学会等，我都在其中担任过职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故宫成立紫禁城出版社，恢复《故宫学刊》和《故宫博物院院刊》，创办《紫禁城》杂志，成立中国紫禁城学会，编纂《故宫志》和《故宫词典》，创建清宫史研究室等，我都从朋友那里先知其事，有的还参与其中。这样，我在故宫内外，结识了一批多地区、多学科、多单位、多领域的老专家和青年俊彦，得以汲取他们的学术成果，对故宫及其外延有更多、更细微的了解。这些成为我读故宫、写故宫难得的人缘因素。

    机缘

    万事万物，总有机缘。我写故宫遇到三次机缘。

    第一次写故宫，是2010年至2012年，值与央视《百家讲坛》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的机缘。成果是在《百家讲坛》开讲《大故宫》系列讲座66讲，出版《大故宫》一、二、三部，之后又补充播出和出版了第四部——《御窑千年》。

    第二次写故宫，是2019年至2020年，值与网络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和华文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合作的机缘。成果是在喜马拉雅开讲《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系列讲座100讲，出版了文字翔实版《故宫六百年》（上下册）和简明版《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

    第三次写故宫，又是一个特殊的机遇。疫情来临，禁足在家，于是梳理资料，写出《故宫疑案》书稿，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梓行。

    （《光明日报》1.16 阎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