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别的可以不拿，但必须背上自己掉了漆的相机，这是占有兵出门前的“标配”。走在东莞市长安镇的街上，47岁的他脚步匆匆，却依然透过镜头对这个生活了20年的城市好奇地观察着。
“老乡，怎么不打烧饼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对着路边正在休息的烧饼摊摊主“咔咔”拍上两张。一对情侣骑着电动车驶过，“咔咔”两张。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咔咔”又是两张。20年里，他拍下了100多万张照片。他的镜头里，除了街头的普通人，记录最多的，是东莞这个“世界工厂”里无数的打工者。
1995年，退伍的占有兵从湖北老家来到广东打工。和大量流向珠三角的农民工一样，他渴望着“闯世界赚大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靠体力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得到的。
“深圳一家酒店招5个保安，来了快100号人，把停车场都站满了。”占有兵记得，当时面试考的第一个项目是做俯卧撑，保安队长数到“30”的时候，场上剩下的不到20个人，数到“50”时只有9个人了。占有兵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成功被录取。几个月后，他跳槽去了另一家酒店，工资翻了将近一番。随后几年间，他又多次跳槽，干过保安，做过人事，工作不断变动。“感觉自己完全就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一直为了生存而战。”他说。
2000年，占有兵跳槽到了长安镇的一家电子厂，成为一名保安主管。也是在这里，他接触了摄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自学摄影技巧。
一开始，他拍照片是为了带给老家的家人，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慢慢地，他开始发现，这记录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自然而然地，他把相机对准了自己身边最熟悉的打工群体。流水线上的女工、集体食堂堆放的碗筷、亮起灯的宿舍、路边谈恋爱的年轻人、废弃的工厂大门……20年来，一代又一代打工群体和他们的生活，都被占有兵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
“以前大家关注到打工者，往往是因为一些报道中的极端个体事件，但是很少关注他们的普通生活。我要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给大家看，修正大家对打工者的偏见。”占有兵说，自己也是打工群体中的一员。他从观察者的角度观察的，也是自己的生活。
占有兵镜头下的打工生活，是密集的。给员工存放私人物品的柜子、集体食堂的饭碗柜、一排一排的宿舍楼、楼里的水表、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的钥匙、阳台上晾得密密麻麻的衣服、工作前集中在空地做早操的员工、吃饭时涌入集体食堂的人们，都是密集的。生产线上产品的工序被细分，每个员工只需要做其中一道，这样效率最高、价值最大。“一个人可能在鞋厂里干了一辈子，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一双完整的鞋。”占有兵说。
占有兵镜头下，工作之外的打工者，是鲜活的。他们不是流水线上的机器，也有着丰富的生活与情感。工业区里有很多培训机构，给工作之外想要充实自己的人帮助。英语、会计、平面设计、计算机……“工作之外的时间还是自己的，只要你有想法，机会总是很多。”占有兵说。
如今在东莞一家科技公司做消防安全管理的吴先训，曾和占有兵在一个工业区，他的宿舍生活也曾被占有兵收进相机中。1998年从家乡湖南来到东莞打工，他在这里生活了22年。“来了东莞的人，很多都会改变。”吴先训颇为感叹，他身边有不少初中学历却努力考上大专的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努力。占有兵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后来，工业区里不少人也开始学摄影。我们都说，一个占有兵走出去了，更多的占有兵站起来。”
在这片剧烈变化着的土地上，永远不缺少抓住机会不断蜕变的追梦者。有的人从打工者变成了职业歌手，有的人在流水线上坚持写作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有的人创业成功开启人生新篇章——在东莞，这些故事随时都在发生。
“如果不是拍照，现在我可能就是被工厂淘汰的农民工，回湖北乡下种地了。”对于占有兵来说，摄影把他带向了不曾想象过的远方。他的作品在北京、上海、广州、平遥、大理等国内多个城市展出。2012年，个展《新工人》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获得新闻报道类优秀摄影师奖。2016年，个展《中国制造》应邀赴纽约展出。
如今的占有兵，已经是一名专职摄影师，也是长安镇融媒体中心一名记者。摄影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只是爱好，更成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自己的照片，能系统、全面地呈现制造业农民工的常态生活，所以关注照片的历史价值、档案价值、时间价值、记录的深度和连贯性。”占有兵说，他想通过自己社会纪实的专题摄影，系统地关注中国制造、广东制造和东莞制造业，关注打工者、工厂和工业区的生命周期变化。
（《新华每日电讯》1.8 邓瑞璇）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