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的养成实现舆论进化

    舆论乃复杂的社会存在，关涉意见与事实、表达与行动、共识与离散、自由与秩序等个体和共同体存续中诸多根本性问题。这种复杂性在中华文明童年期即已得到真切体认，如围绕天命凝摄、民本主义、秩序优先、价值理性优先、教化德化优先，铺展了丰富的观念阐释和响应性的制度安排。

    从先秦至近现代，“疏”或失序、“堵”则危脆的疏堵悖论，民心至上、民意可惧、民智不足用的观念冲撞，舆论、公意、公共利益的偏离与断裂等问题，常盘桓于历史岔口，引发忽然而至的失序乃至倾覆之险。

    舆论理性——舆论表达的德性、智识和能力问题乃传统舆论观的核心关切，亦为舆论观现代转型枢机所在。古典舆论观遭遇的疏堵悖论，说到底源自对舆论理性问题的深切焦虑。清末民初在经历国家命运的诸多挫折后，亦由高亢鼓作舆论之自由、解放价值，转向重估舆论势力对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利害，试图重振“全体性”“一致性”“国民共同”等秩序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打转式重返了古典时期民意可惧、民智不足、唯秩序论之沉疴。

    在舆论观转型初启之际，梁启超、彭宪等即敏锐指出，唯有理性之养成可实现舆论之进化。那么，何以养成舆论理性以促成舆论进化？这一问题牵引出三条线索：

    一是纷乱的舆论表达能否转向以凝聚共识为目标的公共对话？舆论须以自由表达为前提，但不应沦为虚耗、撕裂性的观点混战，而无真正的讨论和共识。舆论不单是个体意见的简单加总，且要形成基于真确事实和公共责任的讨论，兼顾“自由的批评”和“自觉的建设”。

    二是在舆论发生、演进和势力达成中，如何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若无理性的支撑和助力，舆论的对话转向——舆论进化为讨论，要么无以发生，要么很难避免乌合之众式共识和行动。舆论应筑基于一种稳定、普遍的理性，以妥当处理“自由之发表”与“正确之发表”的关系。构建一种舆论理性机制，以确保自由表达而不放任失序，维护秩序而不贬抑自由。

    健全之舆论仰仗公众和政府相向并进的理性建设。在公众一端，自由表达须以致密之思虑、正确之发表、依理性下判断、问题之解决、德智之发达为准则，而非“所支配之多寡”和“同化力之强弱”。政府则应尊重、鼓励、发展、养成和矫正舆论，即使舆论出现偏谬，亦可通过“行政公开”“解释观听”等方法理性待之，不可轻视、压迫之。而当直面民国政治和舆论乱局，先锋分子对舆论理性从何而来、何以落实却束手无策。这也说明舆论观的现代化须与国家现代化均衡同步，先锋观念固有其昭示、引领价值，却难觅植根的泥土。

    三是舆论、公意和公共利益能否同向协调？实时变幻的舆论能否代表真实、总体的民意——公意？纵使舆论与公意同向互通，一时一事之公意能否与长远、稳定的公共利益协调一致？古典舆论观对民心、民意与民智概念的区分，近现代对健全、真确之舆论的追问，表明传统舆论观已获得如下认识：喧哗之舆论未必反映公意，作为情境共识的公意也未必与公共利益同一。

    传统舆论观之所以兜转于历史旧题之中，与理性观念的囿限有关。古典舆论观偏重价值理性，强调天命与民心同源互构。这种理性观念对于肯认舆论的重要性有较强的价值感召力和道义说服力，但对于处理世俗政治和社会运行中的民意冲撞、民智不足——舆论的风险性、复杂性等问题则未免缺少解释力。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总方向是建构现代国家，倡扬了包括“舆论政治”在内的一系列现代观念，但转型急起骤落，未能铺垫坚稳的现代理性柱石，这也预示了舆论观近代转型的中途败落、折返。

    及至现代化、科技化、市场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阻塞了超越性的价值之源，造成传统人文主义退场、价值理性缺失，遂引发严重的价值和共识危机。平抑工具理性之炽盛，重振价值理性的人文化育之功，理应成为舆论观建构的一个关键选择。

    只是今日更宜强调于对话中学得理性，而不单是自上而下规训。此中不可忽视传统舆论观精英引而致之的经验。决策者、立法者、媒介和知识精英应慎思、洞察、引导舆论，在对话、协商中将舆论整合为公意；再将公意中的真实问题、长远规划、全局设计，提炼、上升至公共利益；甚或标举、给定某些公共价值，以推动话语竞争转向理性协商，维系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胡百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