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今年47岁，2020年是他打假生涯的第26年。
1995年，王海开启了职业打假生涯，一度风光无限。2000年代初，舆论风向转变，打假常常被视为敲诈勒索，打假人反被喊打，王海低调了一段时间。
2020年，王海再对直播带货行业高调开炮。他接连揭露网红主播辛有志、罗永浩等人直播售假。他的打假风格是“正面刚”，在微博上频繁发文，直接@对方。以下是王海的自述。
太多现象违背常识
我一开始没关注直播，因为我懒得看抖音、快手，觉得浪费时间。后来发现，直播行业有太多现象违背了常识。
2019年8月，知名带货网红辛有志（辛巴）和初瑞雪搞了一个婚礼，请了很多明星。演唱会之后，辛有志开始直播，两个多小时的直播营业额高达一亿。于是我想关注一下这个网红。我在微博问，有没有被骗的消费者？没想到被骗的人很多。我们才决定打他。
其实我们打辛有志的第一个商品不是燕窝，是敖东牙膏。2019年8月27日，我在微博发长文揭秘敖东牙膏骗局。他说是敖东研发，还有专利号。我们一查专利号，专利属于产品的生产商浙江爱尚日用品有限公司，说明是爱尚研发的，不是敖东。其次，产品宣传有抗口臭功效，但根据它的产品标准，没有抗口臭的功能。
2019年9月，我又揭露辛有志卖的ZUZU马油皂不含马油，是虚假宣传。
再就是燕窝。它上面写着“综合风味饮料”，性质就是饮料，不是燕窝。12月23日，广州市监局公布“辛巴带货燕窝”处理结果，辛巴旗下公司被罚90万元，燕窝销售企业罚款200万元。
最近打假的罗永浩在“交个朋友直播间”卖的皮尔·卡丹羊毛衫，一件衣服卖80块钱，要给主播约30%的销售佣金、6元运费、交税、给皮尔·卡丹交品牌授权使用费，扣完还剩二三十块钱——这个价格，羊毛衫赚不到钱。另外，皮尔·卡丹这个品牌的价格定位也就是100~200元，但直播间说它的参考价是688元。
打假就是这么简单。我在微博上讲得最多的是常识，大家只要尊重常识就可以了。有些打假简单到我们都觉得害羞。
打假“四步”曲
我们选择直播打假的对象，主要看两点——消费者投诉、看谁广告做得多。我们先打头部主播。打假过程非常简单，首先是进行信息的验证。第一个是主体的信息。生产主体、销售主体、发明人主体、代言人主体，甚至代理商主体。
比如我们打假一款漱口水，先查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料，就知道它是云办公、云注册。再根据那个公司的网站看一下它的生产地址，发现注册地址已经换了，工厂不存在。债权人会议信息显示公司已经破产了。
我们再看另一个号称收购上述公司的上市公司，后者的注册地址在风险投资之家阿联顿广场，这是个虚拟地址，也叫共享办公室。以上操作都很简单，在网上搜一下就行了。
第二个是产品的功效信息。产品宣传的功效有科学根据吗？有法定许可吗？比如小仙炖燕窝，它的许可是其他方便食品主食类，所以它就是个方便粥，不是燕窝。
第三个是产品标准。产品标准会说明产品的成分、原料、考核指标，揭露了这个产品的本质。辛有志卖的糖水的标准就是风味饮料，小仙炖燕窝的标准就是方便食品。
第四个是成本信息，包括比对替代方案的成本。比如辛有志卖的燕窝，根据成本就能推算出来，它里边不含燕窝。因为一克燕窝的厂家进货价要15元，燕窝碎是7.5元。他说一碗糖水含有不到2克的燕窝，即便是燕窝碎，也得15元。
打假的第一步是常识判断，判断是假的，再去验证它，买过来拿到手上看看到底长啥样。调查之后，我们先去有关部门举报，有奖金。接着就代理消费者索赔。
我们目前做的几场直播打假，都是用业余时间做的，打过二十多种商品。
主播应承担责任
直播带货实际是一个销售行为，主播是推销角色，而不是代言。直播间的定价权、决策权、话语权，都在于主播。卖不卖这个商品、卖多少钱、收多少佣金，头部主播是有话语权的。
他享受权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跟义务，应该要核实他说的每一句话、展示的每一个图片，要去追溯、核实，以真正严谨认真的态度负责，还应承担连带责任。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揭穿罗永浩？他塑造了一个严谨的“人设”，给大家把关，说他们对供货商是霸王条款，供货条款很苛刻，还要违约金、押金、保证金。消费者冲着罗永浩这个人来买东西的，他消费的是消费者对他的信任。
比如他卖的那款DentylActive漱口水。漱口水宣称是英国60年品牌，其实公司注册于1993年。广告宣传视频是假的，用洗牙的视频来表现漱口效果，很多消费者都发现了。漱口水广告中的“世界著名口臭专家”是个演员，而且是另一个品牌在用的演员。
罗永浩说，这是个英国品牌，我们一查，商标是深圳市麦凯莱公司注册的，转让给英国的马甲公司。上英国网站一查，发现是个虚拟办公的公司。他又说公司被上市公司收购了，这上市公司也是虚拟办公。他还标了一个生产商，我们一查，已经破产了。
我们的打假团队
这两年，我们打假的主战场都在电商。
我们代理消费者来维权，单个消费者不会去为了500、1000块钱去打官司，但是我们律师来代理，他只要提供授权就行了。帮助消费者解决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赚点钱。另一方面，我们的举动也会让监管部门注意到一些乱象。
我们有两个打假公司，都是律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团队一共二十多个人，现在忙不过来。消费者来找我们，我们安排律师代理。赔偿部分五五分成，没有赔偿就不收费。
这些年，我们大部分打假案都成功了，但我仍然感觉到社会对职业打假的观念陈旧，根深蒂固。
（《南方周末》2020.12.22 敬奕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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