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批老作家不约而同推出新作，比如王蒙的长篇《笑的风》，赵本夫的长篇《荒漠里有一条鱼》，贾平凹的长篇《暂坐》《酱豆》，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张平的长篇《生死守护》，徐贵祥的“英雄山”系列《穿插》与《伏击》，冯骥才的长篇《艺术家们》，王安忆的长篇《一把刀，千个字》等。曾经的文坛“黄金一代”集中推新，引起广泛热议。
许多人都认为，晚年写作的价值，很大程度来自作家所表现出的可持续的写作能力。不过，对于什么是可持续的写作能力，学界和评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认为，在晚年写作中释放出年轻的活力、体现出更高的创造，是衡量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更好作品的标准，“一定要敢于尝试新的变化，敢于去处理一些不那么驾轻就熟的东西，即便不成功，也是好事”。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家“衰年变法”，走出舒适区。这不仅关乎能力，同时考验作家的自律，也考验评论生态。
在评论家贺绍俊、郜元宝看来，有些作家天生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锐，能够感受到新事物，并在写作中体现，倘若作家本身的审美习惯已经固化，那就不如在自己的惯性里做到极致。
也有评论家认为，近年来新媒体崛起，大众审美习惯和阅读风向都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作家尽管也在尝试新的叙述手法，但他们的关注对象和对世界的看法基本还停留在过去，势必难以在今天的主流读者中产生共鸣。如果失去读者，这样的写作还有没有价值？
“首先要厘清的是：我们指的读者是谁？”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看来，文学的阅读已经分圈层了，每一类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不能因为读者不交叉，就认为某一类写作失去了读者。当作家进入人生暮年，会因为稳定的价值观和丰富的人生经验而拥有独属于他们的对世界的把握和感受，这是他们能够提供的最重要东西。因此，晚年写作或者说成熟写作，从来都应该是一个时代文学里的重要构成。
郜元宝借杜甫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他看来，“中国文坛一直缺乏老年人写给老年人阅读的作品。然而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不能由某一个年龄段单独构成，老年人的想法和感情不被文艺的主流市场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纠正的现象”。
（《文汇报》12.23 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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