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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前，时为1920年8月，刚过“不惑”之年的丁辅之（1879—1949，又名丁仁），收到了一封政府批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国家认可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字体发明者和使用者。
丁氏发明的这种字体，在中国古典书法与现代印刷工业之间架设了一条通道，也为追逐复古风尚的国人提供了一种批量制造的标准。丁氏发明的这种“仿宋欧体字”与“聚珍仿宋版”，使得中国传统书籍（尤其是木板刻印书籍）的印制，开始摆脱对纯手工的依赖，不再只依赖于底版书写者、刻版工匠以及刻印书籍出资人与投资者本身的偏好与个性，而可以成为一种标准化、规模化的产业模式，还可以随之成为全民普及性质、物美价廉的一种文化熏陶。
创制“聚珍仿宋版”
1919年，丁立诚所著《小槐簃吟稿》刊印面世。丁氏并不是什么明清两代的“古人”，只不过清末一介文人。中华民国刚一成立，丁氏即病逝；《小槐簃吟稿》是他的两个儿子（丁辅之、丁三在两兄弟）为其刊印的诗集，以资缅怀先父。
丁氏兄弟从1911年开始筹划为先父编印诗集，却始终觉得当时通行的方形“宋体字”，庄重有余、灵秀不足，印行诗集不应该用这么刻板重拙的字体。可是，当时根本找不到，也没有现成的符合其标准的那种“理想字体”；市面上普遍存有的，皆是沿袭、套用或局部修整清代官版刻书标准字体，皆为横细竖粗的方形“宋体字”，模式无一例外。丁氏兄弟想要的那种，流露着清秀流畅楷书笔意，又有略微连动态势的精雅字体。失望之余，从小饱读经典、精于书法篆刻的两兄弟心生创意，决意自己动手，刻铸一套合乎自己心意的字模。
时至1916年，这种经过丁氏兄弟加工设计之后的楷体字，这种经过模仿欧体（欧阳询的书体）的统一改型的字体，由于字体原形均出自宋版书籍，他们即将这一字体命名为“仿宋欧体字”。与此同时，还为以此字体为核心技术，摹仿宋版书版式的活字印书版式命名，称之为“聚珍仿宋版”。此新发明的版式与“仿宋欧体字”一道，共同申报国家专利。
声名远播四方
1920年，雄心勃勃的中华书局，开始筹备辑印《四部备要》大型古籍整理丛书，这套丛书涵盖中国古籍的经史子集四部精要，全套丛书达到了一万一千三百零五万卷，分订为二千五百册。印制这一大型丛书的重任，他们选择了“聚珍仿宋版”。
从1922年开始，中华书局开始对外发布《四部备要》“第一集”预约；1923年，发布第“第二集”预约。到1926年，《四部备要》全部开始预约订购。所有预约也全部额满，各地的订购需求仍然源源不断。中华书局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之下，开始多次重辑重印，并开展分部、拆分预订、单套零售等多种销售方式，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读者。至1936年时，《四部备要》整体上已经重印了6次之多。
就在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四库备要》，总体工作非常繁重且相关人员与机构均超负荷运转之际，社会各界慕名而来，要求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各类印刷品（名片、贺卡等）、读物、著述、文集者也是络绎不绝。中华书局“聚珍仿宋部”一时门庭若市，工作人员则已显疲累之态，接件印制周期往往一再延后，一拖再拖。即便登门求印者，乃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学者王国维，也概莫能外。
影响深远
在巨量的印制任务与多次重辑调版的工作压力之下，丁辅之仍然一丝不苟、尽善尽美地维系着“聚珍仿宋版”这块金字招牌的权威性。他非常看重“聚珍仿宋版”的知识产权，乃至《四部备要》的版权页面上，都印有“丁辅之监造”的字样。
随着《四部备要》丛书的风行于世，用“聚珍仿宋版”印制的书籍品类日益增多，早已不再局限于《四部备要》丛书本身，诸如《十三经注疏》《四史》《二十四史》《相台五经》《文选李善注》等传统经典，“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唐宋诗文名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集也于1924年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后隆重推出。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名流也纷纷以“聚珍仿宋版”印制个人文集为时尚，如梁启超的文集《饮冰室全集》八十册一套的“大部头”，即是在1926年以“聚珍仿宋版”印制发行的；又如1932年张謇的文集《张季子九录》，也是以“聚珍仿宋版”印制推出，其子张怡祖于扉页题写了书名之后，又于后页郑重地题写了“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的字样，充分说明了社会名流对以“聚珍仿宋版”印制文集的重视与喜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书局印行的书籍中，有的就直接在封面签条上印有“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字样，以此招徕读者的注意。
如今,“仿宋体”因其字体的端庄美观，还经常被使用于印制“红头文件”的正文内容。政府文件与公文，在中国国内一直套用固定的字体与格式——标题字体为“宋体字”，正文内容为“仿宋体”。这一套固定模式，至今没有大的改动，“仿宋体”依旧在国家公共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独特地位。也正因为如此，由“仿宋欧体字”与“聚珍仿宋版”的创制所肇始的“仿宋体”在中国国内的流行度与影响力，实在是不可低估。
（《北京青年报》12.21 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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