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Gig Economy），是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新经济形态的一个典型案例。此概念的最主要提出者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认为，它指的是“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两种方式”。

    与传统的“打零工”相比，现代零工经济的最主要特征是对互联网技术的极大依赖，其工作内容极大扩展，包括外卖、快递等体力劳动，也包括通过线上平台远程开展业务和交付的工作，比如线上法律和金融咨询的专业性服务、创意和多媒体服务、线上营销支持、软件和技术开发、写作与翻译等。

    根据《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当前中国零工经济更多分布于中小城镇等下沉市场，尤其是县域地区超过六成人群以相对不稳定的工作为主，拥有稳定职业的群体不到四成。

    从群体结构来看，以零工为主业的劳动者比例超过四分之一，稳定职业与零工兼顾的劳动者比例也超过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比例超过50%，大大超出了人们的传统印象。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零工群体学历偏低，主要集中于初中以及高中/中专；从事职业主要以低技能职业为主，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网店店主（35.1%）和生产劳动者（26.6%），技能服务和教育培训者占比不到15%；月均收入也普遍偏低，群体内四成低于2000元，八成低于4000元。

    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中国零工群体数量极为庞大，这些问题并不只是个人困扰，而是通过家庭和代际传承，构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困境。

    我们需要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发现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结合面上的一个个细小交点，通过结构去思考个体的困扰，通过个体去反思结构的冲突。零工经济的兴起、带来的复杂社会现象以及参与其中的千万劳动者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自己无法挣脱的困难就是当下社会的一个例子。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在时空上的限制，降低了市场信息传递的成本，为更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为社会经济运转提供了有力补充。然而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也普遍存在劳工保障缺失和不稳定性大、流动性大的问题。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借用最近很火的“打工人”的称呼，“零工人”在生活中是一种什么状态？一方面，他们可能在“悬浮”中焦虑，零工经济固然自由，但是其代价是缺少保障，同时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形态工作从业者，“零工人”确实能够拥有更强的灵活性、自主权，跳出为一个雇主服务、提前安排好且结构严苛的工作，掌握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拥抱一个更加自由多样的社会。

    零工经济是技术、经济与生活飞速变化的一个缩影。社会、政府和学者需要掌握社会学的想象力，洞察个体故事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对症下药；个体也需要有那么一点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社会和历史中理解和掌握自己的生活。

    （《社会科学报》12.10 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