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蒋海琦,人生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但都和水打交道。前一段是职业游泳运动员,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为中国摘下男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铜牌。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黄浦江上漂浮的船上候着,救助落水者、水域巡逻、应急处突和船艇驾驶学习。
“他正在履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职责。”法新社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里这样写。
救人和游泳完全不同
蒋海琦的日常工作是查船,整个过程在行进间完成:接近目标船,抛缆、系缆,让两船并行,从公安艇攀爬上目标船,做一系列检查。
警服外套着一次性救生衣,比橙红色的普通款体积小许多,只有薄薄两条带子,垂在胸前,为的是轻便。他们很少真正让救生衣充盈,即便在执行落水救援任务时,主要也是抛投救生圈。
单位并不鼓励民警跳水救人。上海市公安局边防与港航公安分局宣传科科长徐海骏解释说,黄浦江水势较险,公安艇附近水域会有吸力,如果跳水时离公安艇较近,容易被吸入船底。此外,黄浦江水下暗礁等情况复杂,跳水很有可能会伤害自己。船上民警有限,如果因为跳水救人受伤,造成减员,救助就愈加困难。只有在落水者失去意识,无法用救生杆救助,或公安艇无法靠近时,才会下水救人。这种情况下,下水的首选便是蒋海琦。
“水上项目,运动员和非运动员很明显,一对比就出来了。”大队长严勇指出,最大的差别在于水性。他也曾让民警们下水训练,但进入自然水域后,大多感到无助,很难克服心理恐惧。即便是蒋海琦,此前也从未在黄浦江里游过泳,那种体验与泳池竞技全然不同,“完全不习惯,稍微浑一点,就感觉不能接受。”
江水远不止“浑一点”,假如不戴泳镜跳下去,完全无法睁眼。“不像陆地上,有很多信息可以判断。在水里头,像我水性再好,跳下去都会被绊住。”蒋海琦说。
他上一次入水是在2019年10月。有人落江,位置在浅滩,船艇无法靠近,他跳了下去。是个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抱着栏杆,情绪激动,要他“别过来”。
已是晚秋,江水阴冷。水不深,能踩到地面,衣服湿了,贴在身上。岸上许多人在围观,他反复说着“有事可以解决”,试图安抚对方情绪。两人在水中僵持半个小时,直到他发现自己说的话,女人能听进去了。
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又回到初心
英国游泳教练戴维喜欢对运动员说一句话:竞技之路就像是坐在一辆前行的大巴车,下了车的人,就永远回不来了。
蒋海琦在2006年登车。那时正值上海队第一次长期聘任外教,2006年3月,戴维与同为上海队教练的妻子付琦到各区县去“选孩子”,选了十几个,蒋海琦是其中之一。2010年广州亚运会,他同张琳、孙杨、李昀琦合作,拿下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金牌,打破了日本在该项目半个世纪的统治。然后,就是两年后伦敦奥运会的铜牌。然而,他作为运动员的运气,似乎都耗尽在摘得那枚铜牌上。
此后,他因力量训练失当伤了腰,腰间盘四节突出,压迫神经。养了一段时间,腰伤反复,状态也跟着起伏,逐步远离了顶尖梯队。那时他只有21岁,还是最适宜竞技的年纪。熬到2015年,23岁因伤退役——这也是运动员提前退役的典型原因。
严勇的水巡支队有40人,“运动员能进来也不容易。”他说,“好多运动员的公务员考试成绩一塌糊涂。”蒋海琦为此复习了好几个月。严勇做了26年水警,管蒋海琦叫“小朋友”。在他口中,“小朋友”专业、本分,热爱公安工作,没有传统运动员的自由散漫。蒋海琦小时候曾梦想当警察,命运的轨迹拐了个弯,又回到了初心。
上海生活成本高,许多水警住得远。“我这里还有几个郊县的,来上班两个小时,可能早上6点要出门,晚上稍微加个班,加到9点,就回不去了。”严勇说,不带工龄的水警,工资一万出头,属于“性价比不高”的工作。一些人以它做跳板,那些留下来的人,得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个平衡。
这确实不是份高收入的工作,有时还要24小时值班,但蒋海琦心里满足。他还记得第一次夜班出勤的情景。那是在上海最核心的区域,外滩万国建筑群边满是游人,密密麻麻。晚上七点,整座城市亮起了灯,江面波光粼粼,他坐在江心的船上,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时之间失了声。
(《南方周末》12.17 高伊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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