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老渔民严正华十分想念长江鱼的滋味。长江鱼光滑、鲜嫩、肉质紧实,没有河塘鱼的“泥臭味”。然而,他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带着滚钩——由上百个锋利钢钩串联起来的传统渔具——下江捕鱼了。
去年10月,他已把所有渔具,包括渔网、鱼钩、一艘6米长的手摇小船和10米长的柴油机船等交由政府销毁,换取了16万元补偿款。根据一项全国性政策,严正华所在的长江沿岸地区将禁渔10年。
严正华来自四川宜宾市江边的新兴村,这里的人世代打鱼为生。村庄紧挨着盛产鲟鱼的涪溪口,这是黄沙河汇入长江的地方。每逢夏季长江水位上涨、江水倒灌进黄沙河,都会带来数量众多的鱼群和追逐鱼群而来的数十条渔船。
在昔日挤满鱼贩子的涪溪口码头,严正华如今当起了签单员,主要负责记录客渡船的进出时间和清点人数。客渡船上大部分是来自国内各地甚至海外的游客,他们从上游4公里处的李庄古镇而来。
严正华的故事,折射了中国数十万长江渔民正在经历的生活巨变。今年,为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对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最迟将在2021年1月1日全面推行暂定为期10年的禁捕政策。
根据沿江各地测算,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11.3万多艘、渔民近28万人。
“千斤腊子万斤象”
涪溪口是长江上游昔日丰饶渔业资源的缩影。这里盛产鲫鱼、鲤鱼、草鱼、青波、白鲶、黄辣丁、墨鲶、油鱼子等。今年初被宣告灭绝的长江白鲟和极度濒危的中华鲟,也曾是涪溪口的“常客”。
涪溪口是一个“深水沱”,水质好、江面宽,而且江面下还有40-50米深的河床。当地渔民说,涪溪口是一个大型鱼类经常出没的地方。严正华年轻时,多次在涪溪口见到“像海豚一样的大鱼”。
宜宾渔民中间流传着“千斤腊子万斤象”的说法。“腊子(鱼)”和“象(鱼)”分别指的是中华鲟和长江白鲟。白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鱼类,因其吻部长,状如象鼻,俗称为“象鱼”。
千斤万斤虽属夸大,但严正华说自己曾在1993年捕过一条200多斤重、7尺长(合约2.3米)的白鲟,得两辆牛拉平板车才放得下。把这条白鲟算在内,严正华在40年的捕鱼生涯里见过20多条上百斤重的大鱼,亲手捕过3条百斤以上的鱼。
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70斤-80斤的鱼多得很。”有一天,严正华运气好,一早上靠捕鱼就挣了七八千元。对于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他来说,捕鱼是当时能找到的最挣钱的职业,一年他可以挣十几万元。
1982年以来,中国45次白鲟观测记录中最大的一只,就是在涪溪口发现的。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等人今年3月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这只白鲟全长3.6米,重200公斤,年龄22岁,发现于2003年。
这也是世界上最后一次关于白鲟的观测记录。危起伟等人在这篇论文里宣告了白鲟的灭绝,推测灭绝时间是在2005年以前。
空荡荡的江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涪溪口周边的渔业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捕鱼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差。在严正华看来,这跟一些人竭泽而渔脱不了关系。
“1985年的时候,‘电烧鱼’就来了。”他说,只需要两个电瓶还有一个升压器,就能产生500伏的高压。有人把电线伸到江面下,产生的高压可以穿透几十米深的江水。只需一小会,伴随着“嘟嘟嘟嘟”类似电报机的声音,30~40平方米的江面上就飘满了死鱼。
“造孽得很,全部都打死了,好多都是小鱼。”严正华回忆起自己亲眼所见的电鱼场景说。
驱动电鱼行为的是暴利以及监管措施的不足。文天国说,电鱼一次可以获得50-60斤鱼,而在最近几年渔民一天经常只打得到2-3斤鱼。
“长江的江面宽,跨度大,监管存在一些问题。要是有人举报,远远听到船响,电鱼的就跑了。”当地渔民文天国说。那时即使被逮住,违法者交了罚款还会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因为赚不到钱,鼓动文天国入行的渔民朋友没干几年就转行了。“两三斤鱼一天也就赚个几十块钱,还不够柴油的开支。”文天国说。
夏季涨水仍然会带来收获,但渔民收获的不再是从长江倒灌进小溪流的野生鱼,而是从附近鱼塘里冲下来的鱼。文天国说,长江里的鱼看起来很光滑,鱼鳞规整,而池塘里的鱼鱼鳞粗糙,渔民一眼就看得出来区别。
鱼越少,捕鱼的手段就变得更为变本加厉。严正华说,以前当地渔网的孔径要四指宽,到2016年以后,渔网孔径只剩下小手指那么宽。
后来,严正华经常一周、半个月颗粒无收。“打到后来有点灰心,这样下去不得了。”严正华说,如果没有禁渔令,长江以后很快就会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
栖息地丧失、水域污染和酷渔滥捕被认为是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
念过往与向未来
在2019年年底正式退出捕鱼以前,文天国参加了几次当地组织的动员会。对于会上介绍的“无鱼可打”的事实,大家没有异议,但一些岁数大的渔民还是对退出以后的安排有顾虑。
当地政府提供了电工、养殖等不同类别的免费技能培训,还举办了多场面向渔民群体的专场招聘会,也提供了一些公益性岗位。
文天国现在是一个小区的保安,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说心里话,现在心情也平静下来了,每个月时间一到工资就下来了。”虽然收入不比捕鱼收成最好的那几年,但文天国觉得现在收入更稳定,不那么操劳。转型后的这一年,他养了几盆花。
25岁的儿子成为电机厂里的一名工人,加班的情况下一个月能拿到5000-6000元。
“以前他跟着我打鱼,自己没有收入,钱都是我来管。现在他自己开支,高兴得很。”文天国说。
上交渔船渔具后,文天国拿到了一次性14万元的补偿。另外,还可以在一年的过渡期里拿到每月2000块钱的补助。靠这笔补偿款作为首付,文天国买了一套80平方米、二手的电机厂职工宿舍房,就在长江边,和涪溪口隔岸相望。
宜宾市翠屏区新兴村的村民黄刚仍怀念过去江边打鱼的日子。他觉得,还是打鱼赚钱来得轻松。“今天哪怕身上一分钱没有,打一晚上的鱼,随便都能卖两三百块。”
黄刚用补偿款在宜宾郊区开了家餐馆。也许是因为位置偏僻,生意并不十分理想。餐馆的装修十分简陋,光秃秃的墙面上贴着农村常见的国庆阅兵主题日历。
37岁的黄刚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他至今连“涪溪口”这个地名都不会写。
而严正华和文天国一样,都认为捕鱼为生的路已经走到尽头。即使禁渔政策没有出来,也早晚会有转型的那天。
“打鱼摸虾,谋不到好大的生意,也长久不了。那些反对的人,没看到趋势,那就是以后可能鱼都没得打。”
目前,各地政府正积极组织退捕渔民成立水产养殖、休闲农业合作社,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设立公益性岗位,努力拓宽渔民就业渠道、解决退捕后的生计问题。
严正华说,十年后要是开江了,他也打不动鱼了,只希望到时可以吃一口长江鱼。
如今,在涪溪口码头,他时常欣喜地看到,一度沉寂的江面上有鱼儿跃出水面,掀起阵阵波澜。“再过两年,变化可能会更大。”严正华说。
(《新华每日电讯》12.11 王迪 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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