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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湘
我们的历史老师叫奥丽加·彼得洛芙娜，这姓名连起来读很有质地，自从被她一读就变得有了质地——奥丽加·彼得洛芙娜——她嗓音浑厚，带金属质地，仿佛那名和姓永远连在一起，在教室乃至印象里像个钟那样嗡嗡鸣响。
她说话嗡嗡响，穿着潦草，黑毛线开衫，衬衫领口因为颈间堆积的松弛的肉没法扣上，总向两边敞开着，像两片蔫掉的卷心菜叶子，托着她长着稀稀落落、乱蓬蓬的泛灰的黄头发的脑袋，她也化妆，眼袋这块总是青的，淤到下垂的脸颊上来，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油腻晕开的眼影。
同学们都烦她，她总是唠唠叨叨，叫我们买磁带、回去听课文，不过我觉得那是应该的，没什么不对，所以我不烦她。她上课就是这么一套：放录音、让我们挨个读、回答课后问题、在本子上再写一遍、在另一本本子上再抄一遍题，然后默写，写完了自己对着书订正。每堂课就都是这样。这样就显得她挺不负责任，因为她什么也不干，这些事我们在家自己也能干。实际上谁在家都不干，连来到课堂上也不干，默写的时候还是在抄，因为默不出。我理解她，她也很泄气的。学生对她的要求太高，对自己却没有要求。
奥丽加·彼得洛芙娜总是竖着一根手指——其余那些套着大石块戒面的戒指握着——强调说：“语音、语音、语音，反复读！”不能给老师带去更大的教学的快乐，我也感到过意不去。
我们在抄写问题的时候，奥丽加·彼得洛芙娜就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不时瓮声瓮气地说上几句。
有一回，有人看见她手里攥着一个黑塑料袋从教室后面踱到前面来，他说她每次走到前面都攥着一个塑料袋，我们就开始偷偷注意她。果然，她每次都从后面带上来一个黑塑料袋，不动声色地塞进讲台里放好，然后又慢慢走向后面。她不像往常那样啰唆了，全神贯注地干这件事情，并不想被人发觉。我们猜想着她从哪里弄来的塑料袋，但不敢回头看。
她这样约莫拿了十几个袋子，把它们全堆在讲台里面，最后再全掏出来，装进自己带来的大塑料袋里。她满足地坐了一小会儿，然后心虚似的开始和我们说话，比平时更亲切一点，说的也是一些闲话。因为我们几个人实际上都看到了，我替她感到有点儿心酸。莫斯科普通的店里卖东西不给袋子，袋子是卖钱的。课后我们看到那是教室后面摞起来的许多椅子背上套的保护用的塑料袋，她发现了它们，把它们一个一个轻轻扒下来，像只衔东西填窝的鸟那样往返，而不是一次性一起拿，以防万一被开门进来的人撞见或被我们识破。
她有次一直拿着一袋枸杞、冰糖的那种盖碗儿茶包，拿进拿出，放学时候对我和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周游说，茶包是一个中国学生给的，又问是只能泡一杯么？我就说不是，可以放在一个小壶里泡着喝的，周游就急了，说怎么不是呀，就是一包只能泡一盖碗，用俄语就跟她说“不是，只能一杯”，我说她可能还想让她的家人都喝上一点呢？还是一小壶水吧，你说“一杯”她一下子都失望了……我向她说“一小壶”，她高兴了，再问周游确定一下，周游说是。
她又问：“你们在这里喝什么茶呢？”我们说：“在这里买的茶。印度茶。”她说哦。周游说她是想问我们要茶，可是我们的确没有茶，要是说有，上哪儿给她弄茶呢？我觉得即便我有，我也不会给她，因为听懂了感觉很心酸，情愿当听不懂。我就当她只是和我们唠了两句家常。
我对穷本身不是很在乎，可是受不了对贫穷的感知。我受不了紧绷着扣上扣子便不太自然的、或袖口短了一截的西装；受不了老太太冰箱里用保鲜膜包着四分之一个橙子；用了又用的保鲜膜；受不了一个小的装着残旧零钞票的新年红封包；受不了别人穿着很多年前的牛仔衣，还是一模一样的难看；一个磨损厉害、处处缝补的书包；我受不了我的母亲从南宁坐火车来看我，花她少得可怜的工资住旅店，从一个露针脚的人造革小钱袋里抠钱——八六年时我在南宁每天放学吃一包二毛五分钱的孙悟空牌牛肉干，我并不一味地节省叫她察觉，而是提出她力所能及的要求，这样她会快乐一点；我受不了她整整齐齐地攒巴东西；我受不了谢尔盖给我买了一个十三卢布的小蛋糕，自己抽四块钱一包的烟，我们把蛋糕切成很多份吃，我有钱，但不愿意在他面前用；伏尔加格勒的老爷爷说：十年前，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幸福。
那些事都让我难受，我也不愿意别人难受。我从小就会避免让人难堪受窘，别人窘迫，看见别人窘迫的我也会感到窘迫。我爸爸不知道，我是因为不想他再交学琴的费用才不好好练琴的，所以我后来看到继母的女儿也学了琴、总老大不乐意坐到琴凳上去，就暗地里很恼火。我有很多很多这种暗地里的恼火，但我不说，所以有时候我的脾气不好，闷闷不乐。
穷里头的无计可施使它永远不能被看作是非不能而不为的节俭，就跟丑一样，一个丑姑娘永远都不会情愿当人面说“今天我的样子不好看”之类的话。我欣赏那些心平气和的节俭。贫穷有时候带给人坚硬的气质，穷人的敏感也超乎富足的人的想象。奥丽加·彼得洛芙娜不会知道我因此想着我们的父母和孩子们，但愿他们都不要怀有这种秘密的痛苦了。
（《在俄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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