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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50年，旧历腊月二十四，凌晨时分的杭州城一片漆黑，唯独西湖东岸不远处闪着点点灯光。灯光之中，人影幢幢。
那里是太学，南宋后期的太学。当时太学将近两千名学生，分处几十个斋，每个斋都相当于一个班级，而每个班级的学生都在祭祀灶神。对宋朝太学生来说，祭灶是过年以前最为隆重的一项集体活动。
祭灶是传统习俗，该习俗在现代中国仍有残留。北方民谣有云：“二十三，祭灶仙。”每年腊月二十三是祭祀灶王爷的日子。宋朝祭灶有所不同，宋朝人要到腊月二十四或者二十五才会祭灶，在仪式上也比较丰富：除了摆灶糖，还要摆酒，还要撕下灶神的旧画像，贴上新画像，最后还要把旧画像烧掉，让喝过酒、吃过糖的灶神跟着那缕缕青烟直上云霄。
宋朝老百姓祭灶，有的在腊月二十四晚上进行，有的在腊月二十五早上进行。太学生祭灶却要赶一个大早，赶在腊月二十四凌晨。俗话说得好，无利不起早，太学生这么早就祭灶，说明祭灶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至少他们心目中，祭灶能带来好处。
太学生的各种优待
北宋前期本来没有太学，只有国子学。国子学是国立最高学府，但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含七品）的子孙。小官和平民的孩子想上学，要么去私学，要么去某些州府兴办的地方官学。这样办学，社会阶层会越来越固化，既不公平，也不利于朝廷选拔人才。所以到了宋仁宗在位时，范仲淹搞新政，借鉴汉朝就有的太学体制，在京城建了一所太学。这所太学主要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但也允许地方官学推荐上来的优秀平民子弟就读。
北宋首都在开封，范仲淹新政时期建造的太学自然也在开封。最初招生人数很少，全校只有两百名学生。到宋仁宗快要驾崩的时候，太学生增加到了六百名。
范仲淹新政以失败告终，太学却保留了下来。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搞变法，把太学当成培育和选拔人才的基地，太学扩招到两千多人，学生待遇也有所提升。根据考试成绩，太学生分为内舍生和外舍生。内舍生成绩好，免收学费，每月还有三百文的“添厨钱”，也就是饮食补贴；外舍生成绩稍差，只免收学费，没有饮食补贴。
宋徽宗在位时，蔡京主政，太学扩招到三千多人，分一百个班级，这一百个班级又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级。外舍生免学费，无补贴；内舍生免学费，有补贴；上舍生不仅有补贴，还能参加每年一次的“升贡”考试，一旦通过这个考试，马上就有官做。
离开太学去做官
进入南宋，国土面积小了，太学规模也小了。南宋初年，宋高宗和文武百官被金兵追着东奔西逃，小朝廷在河南商丘、江苏扬州、江苏南京、浙江宁波、浙江温州等地不断迁徙，连个落脚点都没有，所以没建太学。后来宋金议和，宋高宗把杭州改为临安府，杭州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首都，开始着手恢复太学。
衣冠南渡，人多地少，杭州土地尤其紧张，南宋的皇宫都非常逼仄，哪里有空闲土地建造太学呢？宋高宗有办法，他不是在1142年（旧历1141年底）杀了岳飞吗？岳飞在杭州西湖东岸有一处住宅，被宋高宗收归国有，在1143年改建成了太学。
1143年南宋太学刚一建成，就招收了七百名学生。后来宋高宗当太上皇，太学生又超过了千人。到了南宋后期，太学人数稳定在一千四百人左右。理论上说，太学是宋朝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第二个选拔官员的基地，所以这千余名太学生都有机会做官。可是这么多学生，不可能每人都给一顶乌纱帽吧？所以必须从中选拔。怎么选拔呢？还是要考试。
在南宋后期，太学生每月一小考，每年一大考，每四个月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成绩优秀，能从外舍生升为内舍生；成绩拔尖，能从内舍生升为上舍生；成绩一般，只能老老实实当外舍生。外舍生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做官的，内舍生和上舍生想做官，也要等待朝廷的选拔。有时选拔人数太少，而够资格参与选拔的人太多，只能抽签。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在位时，一千多名太学生里被选拔做官的只有七个人，剩下千余名学生只能继续等待选拔。个别学生成绩差，运气更差，一直在太学里待到七十多岁。
僧多粥少，做官太难，等不及选拔的太学生干脆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旦考中进士，马上光宗耀祖。我们熟悉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有一个铁哥们儿叫陈亮，他当年就是太学生，在太学长期苦读，人到中年还没官做，一气之下去考进士，竟然中了状元！遗憾的是，这哥们儿中状元不久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当官。
太学生都在祈祷上天，渴望早点儿离开太学，因为离开太学就意味着做了官，没必要再留在太学熬日子。
事实上，宋朝太学生渴望当官的激情非常强烈，他们不仅在祭灶时祈祷，除夕祭神仍要祈祷。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太学生同样会摆出三道果盘：大枣、荔枝、蓼花糖。不是爱吃，只为讨个吉利。
太学过年不放寒假
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除夕就是春节前夕，太学生怎么不回家过年？为何要在太学里祭神和祈祷？难道他们就不放寒假吗？第二，太学生都是文化人，文化人怎能如此迷信？怎么非要向上天祈祷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宋朝太学是有年假的，但却没有寒假。每年春节、寒食和冬至，太学生各有三天假期。古代交通落后，从杭州到成都要走半年（当年陆游从浙江到四川上任，路上花了六个多月），别说没有寒假，就算连放两个月假期，远路的学生也来不及回家过年。所以呢，他们只能留在学校过年。
再说第二个问题。宋朝太学生都是孔子门徒，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代表不相信怪力乱神。我们熟知的宋朝文化人，例如苏轼、朱熹、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秦少游，对神神鬼鬼都有点儿迷信。苏轼当地方官，一遇到大旱就焚香求雨。王安石晚年退休，还把住宅捐出去当做寺庙。秦少游带着老母亲坐船经过洞庭湖，不能顺风挂帆，竟然在船头杀牲祭神，还写下一篇《祭洞庭湖神》的文章。连这些大腕都如此迷信，太学生祭神时摆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北京青年报》12.14 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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